2008年春季,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参加招生办录取工作。我们的招生团队包括三位管理人员,一名教务人员以及作为教师代表的我。我们负责筛选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区域的申请者。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申请者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考试成绩、高中平均成绩、学校排名、推荐信中展示出的各类数据、家族背景以及个人特长等——进行评分,从1分到4分。
1分代表最具有竞争力,这群人没有任何悬念将被录取。3分和4分占了剩余申请者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要么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录取。我们的任务是从2分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学生。房内一侧堆满了各种垃圾食品,以便我们保持充沛体力,高效完成工作。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把申请书唰唰地抛给我,我则闪电般地在上面标上各类招生术语。“Good rig”代表该学生在高中修的课程基本令人满意。“Ed LEVEL 1”说明了该申请者家长的教育水平低于大学,从侧面反映了申请者成长和生活的困境。“MUSD”代表这是一位拥有最高音乐造诣的学生,将来很可能走职业路线。
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须的,但如果申请者只具备这两点,招生办就会感觉对方“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或者“不具备领袖气质”。当然,只有课外活动和推荐信也不行,比如我们遇到一位申请者疯狂地参与课外活动,并提交了8封推荐信,最后众人判他“猛过头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平均花4分钟阅读一份申请材料,只有4分钟!万一招生官走神,那就只剩3分钟了)
我在接受招生办培训的时候了解到,成功的申请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得足够偏,比如说其音乐造诣能打动耶鲁大学音乐系或曾在数学方面获得过全国大奖。我们要找到那些有过人之处的人,换句话说,要有出类拔萃的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
詹姆士·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把传统意义上聪慧过人的高成就精英学生称为“超人”(Super People)。这种人往往拥有至少两个学位,擅长一项运动,精通一种乐器,掌握几国语言,在偏远地区做过志愿者,有若干个持之以恒的爱好——他们全都掌控的很好,自信却不骄傲,让同龄人心生敬服。
这些让人羡慕的年轻人好像生来就是赢家。但是,从这些年我对我学生的观察以及和成千上万名学生的交谈中我知道,现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精英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有才能,有抱负,但却焦灼,浮躁,畏缩,迷茫,缺乏好奇心,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陷入了特权的泡沫,千篇一律地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非常擅长于他们所做的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
事实上,我本人就是这一精英教育体系的产物。像现今很多孩子一样,我在哥大的求学生活简直像在梦游。既然选择了藤校,摆在你面前的目标就是:身份,财富,“成功”。至于你得到的教育对你而言到底有何意义,为何你想要这样的教育,全不在讨论之列。
我在藤校经历了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本科及博士,在耶鲁大学任教十年。这让我开始思考:这一系统到底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它对我们的社会有何影响,我们怎样才能改善这一体系。
精英大学的入学标准非常极端:成功入学者在未来的人生中绝对不能失败。所以一旦进入藤校,这些学生就一定要保证自己是个成功者,任何一点不成功的可能性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和迷惘。这样的结果是他们极度厌恶风险——因为没有犯错的余地,所以他们会极力避免犯错的可能。
我们读大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学的首要功能应该是教人思考,而不只是掌握某门专业知识。它可以让你在离开家庭之后,在开始工作之前,能有几年时间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并利用这段时间深入思考各种事物,比如说“如何构建自我”。
“构建自我”这个概念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经说过:“我告诉过学生,自我就是你生来所具有的东西。”但是只有通过与心灵的交流,你才能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有独特感悟的灵魂个体。
当然,大学教育并非学习思考的唯一机会,但它却是最好的机会。有一件事很确定:如果你学士毕业时还未开始学习思考,你很可能以后都不会做这件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念本科时如果纯粹是在为就业做准备,基本上你就浪费了四年时间。
精英学校喜欢夸耀说,他们一直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在训练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和演讲修辞技巧,让学生以后更容易找工作,他们只是在教会学生掌握一门或几门技术,仅此而已。
最高的学校主要通过“领导力”(leadership)这个概念来表明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比如说哈佛的口号是“哈佛为领袖而设”(Harvard is for leaders)。因而这些学校不断教育自己的学生,要视自己为社会的未来领袖。
但这些学校所谓的“领导力”,不过是指爬上顶尖位置,在某著名律师事务所成为合伙人,在某家大公司成为CEO,无论投身哪一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顶端”。精英大学的掌门人们也许从未想过,“领导力”这一概念应该具有更高的意义,或者他们干脆认为“领导力”这个概念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精英大学会告诉自己的精英学生,他们可以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成为任何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但结果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只会做少数几样很相似的工作。
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和康乃尔几所顶尖名校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都选择进入金融业或咨询业。一些领域几乎完全被遗忘,比如说神职人员、军人、参选从政,甚至是学术领域。
如果你因为想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而从名校辍学,大家会觉得你很厉害;但如果你名校毕业后去当社工,大家就会认为你很可笑。记者以斯拉·克莱因(Ezra Klein)说:“如今的大学正制造出大批非常聪明但彻底迷惘的毕业生。这些年轻人拥有聪明的大脑和满腔的工作热情,但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听起来中美教育其实还挺像的)
众所周知,在哈佛大学,富人们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学校,孩子在那里学会了走路,说话,像富人那样思考。精英学校一向强调公平,可问题是,他们的做法真的公平吗?
直到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才接收第一位女研究生。那一年,只有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注册入学,毫无疑问他很孤独。
经过半个世纪之后,走在任何精英大学的校园里,你会发现这样温馨的场面:白人商务人士及专家的孩子和黑人、亚裔、拉丁裔商务人士和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斯坦福大学认为,他们学校环境是多元的,有来自密苏里州的学生,也有来自巴基斯坦的学生,有演奏大提琴的学生,也有打曲棍球的学生。没有人在意他们的父母是否都是医生或银行家。(虽然肤色、国籍不同,但是家庭背景阶层类似)
但这并不意味精英大学是一个公平社会。事实上,现有的招生政策并不利于工薪阶层和穷困地区的白人家庭,他们很难进入重点学校。
不要欺骗自己了:大学入学游戏的本质,不在于为中低阶层提供向上攀升的通道,甚至不在于中高阶层维持自身地位。这游戏的本质,是确立中上阶层的等级秩序。
毫无疑问,这种精英教育系统正在加剧社会不平等,阻碍社会流动,延续特权,并制造出与社会大众极其疏离的精英阶层——而这一阶层理论上是要领导社会的。1985年,250所入学要求最严格的大学有46%的新生来自美国收入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到2000年,这一比例已升至55%;2006年,竞争力最强的大学只有约 15%的学生来自收入后二分之一的家庭。
大学名望越高,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2004年,入学要求最严格的一批州立大学有40%的新生来自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而仅仅在五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是32%。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趋势,并不是因为学费上升(虽然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养有能力在大学入学游戏中竞争的小孩需要越来越多钱。进入精英大学的障碍越多,帮助你家孩子突破这些障碍的成本就越高。(虽然精英大学有很多奖学金,但是很多学生从小就已经失去竞争的机会,因为根本竞争的门槛从小就开始了)
富裕家庭几乎从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开始花钱买通进入精英大学的路:音乐课、运动装备、海外旅游,还有高昂的私人补习费,以及住在顶尖公立中小学附近的成本。大学入学重要的SAT考试,理论上是要测量学生的学习能力,但实际上却是在测量家长的收入,因为SAT分数与家长收入密切相关。(其实这个在中国已经开始上演,只不过是刚开始不久。中国新起的遍地开花的国际学校就是前兆;争夺千万级别的学区房就是信号)
其实,问题不在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力不够,而在于精英私立大学根本不允许其学生的经济背景参差不齐。它们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因为它们需要足够多学生支付全额学费,而且必须照顾大额捐款人;所以它们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学生。
因此,如今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差距已经达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程度,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几乎是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两者均绝非巧合。精英大学不仅无力扭转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它们的政策事实上正是在加剧不平等。
总的来说,我认为上哪所大学并不那么重要,全国各地依然有许多不错的公立大学,这些学校的教学虽然不够个人化,但学生总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却非常多元,你可以在这里学习到不少宝贵的经验知识。
如果说如今哪里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最佳选择也许是二线学校,不是指二流学校,比如说里德学院(Reed), 肯尼恩学院(Kenyon), 卫斯理学院(Wesleyan), 西瓦尼学院(Sewanee),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等,这类院校从来不考虑跟哈佛和耶鲁拼排名,它们依然坚守着教育的真谛。(赶快去了解一下这些学校吧。同时建议看一本书《改变人生的大学》,会帮助你摆脱US News的排行榜,重新认识美国大学)
以前我常常想: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世界,让所有孩子都享有去常青藤名校上学的机会。但现在我逐渐认识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创造一个你不必去常青藤或任何私立学校就能受到一流教育的社会。我们曾试过贵族制,我们也试过精英制,现在是时候试试民主制了。(很理想化的想法,不是吗?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有理想的教授引领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