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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学生家长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含有“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图片，吐槽学校发放的性教育教材尺度太大。网络上，一向羞于谈性的中国人炸开了锅，讨论热烈空前。
与之相对的，是该书编者的缄默。2017年3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通过其微信公号“爱与生命”对外回应教材引发的争议，称在儿童性教育普及中，对生殖器官的正确命名有重要意义。
三天后，南方周末记者从萧山高桥小学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处获悉，校方决定暂时收回该套教材。该负责人解释，儿童性启蒙教育的缺失是社会共识，但学校和家长在教育理念上有所不同。校方表示，今后会通过组织专家专题讲座、同伴互助等方式，加强校方与家长的沟通，探索出针对儿童性启蒙最佳的教学方式，待形成共识后再使用相关教材。
1 幼儿时期性教育正当时？
本次引发关注的“敏感”内容是《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二年级“身体发育”单元“人的诞生”主题中“我从哪里来”的内容和五年级“性别与权利”单元“预防儿童性侵害”主题中的相关内容。
一些家长认为读本中对人体生殖器官的“直呼其名”尺度过大，对尚处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普及这些性知识有些超前。对此，涉事的杭州萧山高桥小学表示，这套图书并非学校的课程教材，而是“图书漂流”活动的书籍，供全校师生传阅。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回应称，部分网友和媒体在讨论中使用的截图并不完整，而教材的初衷是希望让儿童科学地认识阴茎、阴囊、阴道、子宫等生殖器官，了解它们与身体的其它器官一样重要。
让孩子在性健康教育课堂上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了解自己诞生的过程，有利于儿童树立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意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认同的观点，她认为，幼儿时期就普及性教育是合适的，“小学阶段讲一些性知识，例如：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当他不清楚不明白的时候，小孩会把这些当成是普通的知识接受下来。就算听到阴茎、阴道这些词，孩子也不会像大人产生联想。”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性学专家方刚也坚持，性教育应该始于出生，终于生命终止，“出生零岁就有性教育，父母亲密关系的实践、原生家庭的状态对孩子就是一种言传身教的性教育。”
教材截图在网络引发热议后，关于教材的更多细节也被细心的网友刨出。在《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五年级下册中，教材引入了性取向的概念，告诉孩子们同性恋也是正常的。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力挺，他表示性别平等不仅指男女平等，也包含性少数群体的平等，这与国际的主流价值观一致。方刚认为，对同性恋报以平等、接纳和尊重是负责任的态度，青少年因不了解而产生的偏见可能会使同性恋群体受到伤害。同样的，李银河也在研究中发现，同性恋少年少女的自杀率和自杀倾向往往高于异性恋人群，“他们因为无知而陷入惊恐，甚至遭受到校园霸凌”。而这与性教育中关于性倾向内容的空白存在联系。“同性恋的内容相当重要，一来是帮助性少数群体认识自我，同时教会异性恋孩子如何对待与自己性倾向不同的人。”李银河说。
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也提到，全面的性教育包括价值观、人际关系、性行为、人类发展、性与生殖健康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李银河指出，性教育是否做好的关键指标，就是能否通过性教育避免婚前怀孕。在瑞典，初中孩子的家长就会教育子女如何避免意外怀孕，出门提醒要携带避孕套。据新华网2017年2月报道，中国公立医院每年进行的流产手术高达1300万例，其中65%的人流者为20至29岁的未婚女性；50%的女性是由于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导致意外怀孕;同时，77%的受访者表示对避孕并不了解或感到困惑。
除了意外怀孕，遭受性侵害对青少年造成的身心创伤更为触目惊心。
2 尺度大不大谁说了算？
得知校方撤回争议教材的消息，多位性学专家和性教育领域的行动者表示惋惜。彭晓辉直言，尺度大小存在很大的主观性，非专业人士的认识不能凌驾于专业人士的认识。“考虑到国人目前的采纳程度以及性学的内在规律，应以系统科学的国际规范作为依据，同时适度考虑国情，而不是以少数人的判断作为依据。”
彭晓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编写该套教材时，他曾受邀作为顾问，参与专家研讨，专家组并未认为尺度过大。
引发争议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主要编写者刘文利，系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副教授。
1988年8月，当时的刘文利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那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把性教育纳入中学教育的内容，此举对中国性教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刘文利把硕士论文研究课题选为青春期性教育，这也开启了她数十年的性教育研究。
1992年，刘文利的硕士论文在中国发表，其中部分数据分析和研究结论被写进《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但在1990年代，中国的性教育研究方兴未艾。1992年，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的彭晓辉开设了一门性健康教育的专业选修课程。为了顺利过关，彭晓辉把课程名字定为《性生物学》，好让课程看起来更接近自然科学。开课前，彭晓辉担心选课的学生人数达不到开课的下限，他私下里说动班里的学生干部，帮忙发动同学选课。
当时，已经在国内性教育圈内小有建树的刘文利选择出国深造。1998年至2003年，她拿下了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儿童发展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两篇论文都是关于中国父母如何在家庭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以及什么因素影响父母跟孩子谈性。
2005年，刘文利回国，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是她的一个夙愿。2007年，机会出现了。得到基金会支持，刘文利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北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开始了一场为期6年的性教育实践探索。
《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正是酝酿、成型于斯。起初，试点学校的老师曾以为，性教育就是讲生殖器官和性行为。6年内，团队通过教师培训、家长访谈、参与式课堂实践逐渐转变校方和家长的观念，研发出了小学1～6年级的性教育课程内容，每个年级分上、下册，每个学期六课时，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据课题组介绍，9年的试验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和试点学校教师一起备课、修改教案、准备教学材料；在教师上课时，观摩课堂教学，做观察记录；课后一起分析课堂教学过程，总结教学经验，提出改进建议；学期末，召开教师教学经验总结交流会，分享教学体会，对读本提出修改意见。通过制度化的教师研修，使教师能在课堂上准确地传递性健康教育内容。每学期，课题组还针对学生进行课前和课后的监测，得到可靠数据，以检查教学效果和性健康教育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据悉，目前这套读本仍在包括行知学校在内的北京市18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性健康教育校本课程教学材料使用。
3 性教育让青少年懂得思考、判断
一整套经过严谨设计、试验、反馈、修订和监测的性教材却在网络引起轩然大波，这令编写组和性学专家都始料未及。
在李银河看来，长期以来，国人“谈性色变”，至今给性教育带来阻碍。她仍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总理周恩来就曾提倡要在民众中普及性教育，此观点也得到了彼时医学界权威吴阶平等人的支持。
“面对孩子问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多数中国父母就说是捡来的，或者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能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述，不想告诉他，实际上是害怕。”李银河指出，当前中国家长在性教育方面存在的最大误区，就是“总用成人的心理来猜测儿童”。她强调，大人理应用正确的语言和实际的方式来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普及，而非把性塑造成“神秘又肮脏”的东西。
而彭晓辉的看法则更为犀利，他认为，目前中国家长99%都是性盲，并不具备性教育能力。
“盲目反对无用，我们以前的教育没有到位”，彭晓辉呼吁教育改革，全面普及学校的性教育，防止未来的家长也陷入相同的性教育盲区。
在彭晓辉的课堂上，曾有女生回忆儿时与邻居男孩出于好奇，互相抚摸对方的身体。进入青春期后，女生和闺蜜谈起往事，她被闺蜜质疑“已经不是女孩子了”。
故事背后更暗藏着错误的性观念。作为国内赋权性教育的倡导者，方刚认为寄希望于简单的禁止并不可取。他相信好的性教育是引导青少年思考什么是最好的。“任何一个问题，把各种可能性都呈现出来：好的、坏的、有哪些风险。青少年思考的过程就是学习和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过程。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赋权性，以为赋权就是把权力给了年轻人。实际上，是增能赋权，是让受教育者自己思考、判断、做出选择。”
4 让性教育进入课堂
对于青少年性教育重要性，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近年来，要求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课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15年全国两会，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应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呼吁落实四部委保护未成年人意见精神，填补全国性防性侵教育教案空白；呼吁加强对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建设，填补法律法规制度空白。
事实上，2008年，教育部就曾发布《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应该了解掌握“孕育生命”“成长的基本知识”和“我从哪里来”等内容；在初中阶段，学生应该掌握“识别容易发生性侵害的危险因素，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的知识和技能。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又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但在现实中，迫于学业压力和专业师资的匮乏，性教育课程往往被迫“让道”。
在李银河看来，国内现阶段的性教育课时缺位、师资薄弱和教材匮乏都是阻碍性教育推动的阻力。李银河认为，生理卫生课本通常只是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讲生理常识，并不能称之为性教育课本。
同时，一些没有经过培训的老师本身也缺乏正确的性知识，在开展性教育时往往把错误或者带有歧视性的观点带入课堂。
文件落地无声，正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性教育举步维艰之时，民间公益组织的探索或许值得借鉴。
孙雪梅回忆，2013年在云南省漾濞县3所乡村学校开第一课时，有位校长只听到一半就走出了教室，她直到媒体后续报道时才得知校长担心“这些从未提及的内容把孩子教坏了”。回去后，团队把情况向各路专家反馈，集中对教材的各个细节逐一修改，例如：不在留守儿童面前频繁提及爸爸妈妈，而用家人代替；如果别人碰了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你的家人觉得不好的话，也可以说“不”等等。
扎实地把课程做好，建立可复制的模式，孙雪梅说这是她现在想做并且正在做的事。在性教材风波中，她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套教材在多个购书平台已经售罄了，这说明大家都在找好的教材。
“有争论也是好事，过程中又多了一次常识的普及。任何事都是循序渐进的，慢慢地脱敏，相信未来可期。”孙雪梅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