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重启教育改革》新书分享会现场。左起：马国川、周国平、杨东平、朱永新。
“有意义的痛苦是值得的，而现在中国的中学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这没有意义”。——周国平
“越来越多低龄的孩子被父母送到国外读书，人们‘用脚投票’来表达对国内教育的不满和失望。”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重启教育改革》前言中，著名教育家朱永新这样写道。
《重启教育改革》是朱永新与《财经》杂志社主笔马国川合作的一本新书。两位作者以对谈的形式，讨论了“学生负担为什么减不下来”、“大学生就业难在哪里”、“教育腐败根在何处”、“择校热”等18个话题。
日前，在“破解‘中国教育之谜’《重启教育改革》新书分享会”上，两位作者和作家周国平、教育家杨东平一起，讨论“教育改革”这个时下热题。
马国川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家长把高中、甚至初中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这究竟是不是一种理性行为？”
周国平以自己女儿的经历作为案例，她正在一所中学国际部上高二。“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在初中毕业时，她就坚决不上普通高中，不想参加高考。国际部的功课其实 并不轻松，还要参加英语考试，但她不后悔，因为这样的学习是她感兴趣的。”周国平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学得累是可以的， 但不能让孩子感到无趣。有意义的痛苦是值得的，而现在中国的中学教育，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这没有意义。”
杨东平建议，每个孩子有个体差异，适不适合出国学习、在什么年龄出国，是每个家长需要认真考虑的。然而，他注意到，“10年前，社会普遍认为，比较理想的留学模式是读完本科再到国外读研究生；如今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本科就到国外读甚至高中，初中就到国外读”。杨东平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大家对中国的教育已经失去信心。
中国的本科教育在很多大学的确已经是注水的教育。比如到了四年级，基本就是‘放羊’——学生去求职或者实习。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说是四年学制，其实就上了三年。”
朱永新认为，留学的低龄化实际上是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不信任的表现。
基础教育的问题是“太苦”。在中学课堂上，一些怵目惊心的名言警句并不罕见，如，“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人生总要长眠，何必今要多睡”。朱永新说： “基础教育缺少多元化、选择化、人文化。它只有一个目标——上大学。当孩子身处这样一种重压之下，只要家庭条件允许、父母认可，往往会选择出国留学。”
高等教育的问题恰恰相反，是“太轻松”。中国的大学淘汰率极低，学生的懒散程度甚至有“九三学社”之称——上午睡到9点钟，下午睡到3点钟。朱永新说：“在中国，你不需要预习就可以去上课；而国外的大学是基于对话的课堂，必须预先准备。”
2005年，钱学森曾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日益加剧。朱永新把这种矛盾现象称为“中国教育之谜”。那么，教育现状如何改变？朱永新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依法治教”和“教育解放”。
“我们中国虽然已经有了6部关于教育的法律，但或形同虚设，或已严重过时。我觉得现在借依法治国的这股东风，该为教育好好立几部法，然后严格地利用法律来治理我们 的教育。” 朱永新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解放’。教育也是如此，要把校长的权力还给校长，教育局长的权力还给教育局长，老师的权力还给老师，让他们能够 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去做。”
朱永新说：“西方的教育制度，包括它的法制体系，都比我们早，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就像我们的政治制度一样。我相信，我们也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教育道路和中国的教育体制。”
朱永新指出，现在的教育改革更多的是调整结构，但教育的对象是人，人很难通过调整结构去提升。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孩子当作人看，把教育当作教育来做，不能把抓教育的质量变成抓教育的GDP”。
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取决于全体公民对教育的关注与理解程度。从2000年起，朱永新发起新教育实验，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宗旨，吸引全国 2000余所学校加盟实验，这个实验仍在进行中。朱永新说：“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真正让孩子享受童年，享受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使学校能成为美好 事物的汇集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