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降孩子”（下）：留在美国

科尔宾和室友在寄宿家庭外的球场打球。

“你是来参加关于中国入侵的会议吗？
当我驶入牛津学校的停车场时，一个留山羊胡、戴棒球帽的汽车技师出现在我车窗前，抱怨着说起当晚公共论坛的主题：为明(Weiming)计划建立自己的牛津高中宿舍。“教育中国孩子真的是我们的责任吗？”他问。
普通话课程，中国学生的涌入——直到2014年10月，这些牛津开始移入中国轨道的迹象几乎没有遇到阻力。但提议中的中国学生宿舍触动了敏感的神经。董事会会议陷入混乱之中。当地报纸《牛津领袖》(Oxford Leader)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与魔鬼做交易》(Making a Deal With the Devil)。现在，这个技师和其他60名居民聚集在学校中庭，斯基林发现自己处于守势。“我是来缓和这个局面的，”他说。
谈过文化交流的好处后，斯基林简述了财政状况。他说，当学校实现了录取200名自付学费的中国学生这一目标后，估计每年将会有130万美元的净收入落进学校腰包。他认为，更大的优惠还要算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宿舍，包括八间教室，可供所有学生使用。“我们不用支付一分钱，”斯基林说。“这是一种双赢。”
在充满纷争的问答环节快要结束时，斯基林谈到这个项目可以如何把中国的钱带到密歇根州。“你们已经听唐纳德·特朗普说过，中国正试图利用我们，”他说。“我同意。我们愿意出卖灵魂，只求打入中国，这是个错误。”我背后的一个女人对同伴低声说：“但这不就是他正在做的事吗？”
在这些事件背后，是一群开始研究这项国际计划的牛津公民。这个团队名为“20队”(Team 20)，其倡导者是一位马厩主人凯莉·罗斯纳-迈耶斯(Kallie Roesner-Meyers)。“我不认为这个社区反对接受外国学生，”她说，“但是围绕着这个中国计划，有那么多的秘密和错误信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东西。”2015年春天，“20队”根据《信息自由法》向该地区的相关部门提出了一系列申请，并最终发现，学校董事会已经同意了一个基于斯基林建议的协议，为期20年。
为了回应来自罗斯纳-迈耶斯的信息，联邦特工向斯基林质询了他向为明提供的咨询工作（斯基林说，他在牛津这笔协议完成之前就停止了咨询服务）。其中一个特工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学生停留两年而不是一年的签证操作情况。据斯基林称，这些特工说他们“没有看出任何问题”，他告诉记者，罗斯纳-迈耶斯“需要平静下来”，但压力还在持续。斯基林在当年晚些时候退休，而为明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搁置了宿舍项目。
为明依然有大约100名学生留在牛津。而在它的中国学校里，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期望来到美国，寻找旗舰设施位置的工作还在继续。2015年，该公司报价1260万美元，想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West Hartford)拍下58英亩房地产，提议将该处的前康涅狄格州大学校址改建为一所能容纳500名学生的国际学校，其中部分学生可以进入该市的公立高中。当地官员支持这一计划，但是去年5月，由于当地人反对让一个罕为人知的中国公司控制该市中心的土地，市议会否决了这一提议。

为明的牛津宿舍项目的暂停，以及政府对其国际计划的未竟调查，也是西哈特福德市辩论中的考虑因素。到了11月，国土安全部提出了一项裁决。这种签证操作在未来将不被允许，这对牛津开创的模式是一大打击。
牛津没有受到惩罚，但它今后不能在校园里收留中国学生超过一年以上。目前的41名二年级中国学生被允许留下，但现在他们必须全部学习他们的签证赞助机构罗切斯特学院的课程，而不是牛津高中的课程。到6月，经过一个学期的隔离之后，这些孩子甚至可以得到高中毕业证书。一年级学生的未来则悬而未决。明年，他们可能不能从牛津毕业，要重新进入中国的高考体系也已经太迟。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可能会回到国际学生的大转盘上拼命争抢，寻找另一所明年可以入学的学校。
去年6月，在牛津高中的毕业典礼上，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Korbin Yang”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几排，周围是一群中国同学，他们的姓氏都以字母X，Y或Z开头。他们仿佛一种学校之中的学校，看着他们几乎不认识的美国毕业生们从眼前走过。许多本地学生在走上讲台时都得到了热烈的掌声。科尔宾的名字——“杨金凯，以极优成绩毕业”——只得到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秋天，科尔宾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他能进入一所排名前50的大学，令父母非常自豪，那座学校已录取了将近2500名中国学生。
去年夏天我去沈阳看望科尔宾时，他带我去了一家部分由他父亲所有的美国风格精酿啤酒吧。在台球桌边，他对自己在牛津的经历做出了正面评价。不过，他承认，他两年都没有交到一个美国朋友，就这样离开了密歇根州。这让他感到惊讶。“奇怪的是，我认为这种经历让我更加欣赏中国文化，”他说。这是海外中国学生的一种普遍情绪，他们发现自己的外国体验加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夏天，科尔宾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书籍，接受武术训练。在美国，他找到了自己的中国心。
现在，在宾州大学的第一年已经过了一半，科尔宾可以一整天的时间都不说一句英语。“我身边总是中国的朋友，”他说。“我没有机会认识美国朋友。”当前的政治气候可能只会让他进一步隔离。科尔宾以合法身份留在美国，努力学习，倾向于电气工程专业。但是，一个越来越把他的家乡视为经济和安全威胁的国家会有多么好客？如果特朗普所说的那些严厉对待贸易的话是认真的，那么中国学生虽然不在这样一场战斗的前线，却可以成为一个双方都很容易拉动的杠杆。限制签证的附带损害将是破坏性的，不仅对学生本身，而且对高中和大学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那里已经依赖于每年来自中国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贡献。
更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中国内部。去年年底，习主席反对外国势力的意识形态运动瞄准了那些为科尔宾赴美做准备的学校。这种打压将如何影响中国留学生流向海外，目前还不清楚。父母可能被迫在孩子年纪更小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国外，以此逃离关闭的闸门。
对于科尔宾来说，虽然缺少美国朋友，民族认同感也被重新唤起，但是美国高中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圣诞节，考试结束后，他没有回沈阳，而是回到了牛津。他的第二个寄宿母亲送了他两件连帽衫和一些他最喜欢的巧克力，并且做了一顿圣诞大餐。科尔宾则送了她一个马克杯，还跟几只他曾经从小帮忙照顾的狗一起玩。“我真希望自己还在那儿，”他告诉我，听起来只像是一个普通的大一新生在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