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科尔宾在学校里。
初到牛津，看到截然不同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蓝天，发现竟然没什么摩天大楼，科尔宾颇感震惊。他通过看电视得出的印象是，整个美国都应该是纽约那样的。除了主街和一些百年老店，牛津（人口为3500人）有的只是砾石坑和马厩，林木覆盖的社区以及一条单排商业街，那里有着当地唯一一家中餐厅。科尔宾的寄宿家庭住的房子位于一个绿荫环绕的巷尾，车道上方安了两个篮筐，后院里放着一张蹦床。一夜之间，科尔宾有了四名长着金发的美国手足，以及一位寄宿妈妈，他直接管后者叫“妈妈”。他的寄宿爸爸曾是汽车业的一名工程师，认为中国是导致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中流失的罪魁祸首。
科尔宾完全沉浸在美国文化中：美式橄榄球，逛量贩超市，甚至去过一个拥有自己的摇滚乐队的巨型基督教堂。在美国冒险之旅中，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密歇根州已经成为赴美国公立高中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极为青睐的目的地，数十名来自沈阳的孩子就住在附近。科尔宾和另外23名学生之所以来到牛津，是因为参与了中国的一个学业项目，该项目的中介机构BCC国际教育集团(BCC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跟牛津高中有合作关系。此外，这里还有总部位于北京的为明教育集团(Weiming Education Group)带来的19名中国孩子。这两帮孩子的交集不太多，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为明教育集团的学生住在罗彻斯特学院(Rochester College)的一栋宿舍楼里。该学院是一所提供博雅教育的基督教学校，与牛津的车程为半个小时。科尔宾对自己能寄宿在美国人家中感到幸运。
他的美国生活与前辈们的生活天差地别。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是在文革结束后——接着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很多人都非常穷，为了生存要去捡易拉罐或者当清洁工。现如今的中国学生一般都比其美国同学，尤其是公立高中里的美国同学富裕得多。在牛津，看到中国孩子炫耀各个版本的新款iPhone（科尔宾只有一部），即便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美国学生也会羡慕嫉妒。中国孩子兜里动辄揣着成百上千美元现金，而且通常每天都要换一双名牌运动鞋——耐克(Nike)、彪马(Puma)、阿迪达斯(Adidas)。科尔宾的中国室友奥斯卡·寇(Oscar Kou)喜欢谈论他父亲的多辆豪车，曾花数千美元买了一部功率特别大的笔记本电脑，结果把寄宿家庭房子里的保险丝都给烧断了。
交美国朋友并不像科尔宾想象的那么简单。牛津高中总共有1845名学生，中国学生总是在走廊里围在一起，用普通话交谈。科尔宾渴望和美国同学交流，但每当他试图这样做，谈话都会因为他弄不懂他们的文化指涉或俚语而冷场。不过，科尔宾对自己的任务并不讳言。“我是一个中国男孩，”他告诉班上的同学，“但我非常非常想交美国朋友。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最好的机会或许出现在那年秋天的返校日舞会上。在迪斯科闪光球发出的眩目光线下走来走去的科尔宾鼓起勇气，邀请一个美国女孩共舞。她只是大笑。找另一个女孩，再次被拒。最终，第三次邀请获得了成功——恰逢一首慢歌响起，跳舞的人变换队形，两两相拥。科尔宾停下脚步，手臂垂在身侧。“我完全呆住了，”他说。那个女孩走开了，重新回到朋友们身边，留下科尔宾独自发愣，琢磨着一个中国男孩是否永远也无法在美国找到自己的节奏。
如果你像我一样，和威廉·斯基林(William Skilling)初次见面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会很容易把他当成一名传教士。那天，斯基林穿着熨得颇为笔挺的卡其布长裤，上身是一件前襟有钮扣的白色衬衫，头上的短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要去的是中国内陆一个尘土飞扬的城市。作为牛津社区学校(Oxford Community Schools)的总监，斯基林也的确把自己视为全球化教育的一名传道者。这是他的第十九趟中国之旅，此行的目的是审查为明教育集团在比邻牛津高中的土地上斥资数百万美元建造一栋宿舍楼的计划。“这将是开创先例之举，在任何一所美国公立高中都没有过，”他说。
斯基林曾经是一名教“政府与经济学”的高中教师。对他而言，该宿舍楼项目是花多年时间结交中国官员、教育工作者和商人所取得的成就。他首次涉足中国市场是在2008年，当时他在中国政府帮助下开办的普通话语言项目，后来成了美国学校同类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之一。现如今，在牛津的学校里，从幼儿园到12年级(K-12)，共有2300多名学生每天学习中文。斯基林说，“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我们在美国教育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帮助学生做好在这样的世界上生活和工作的准备。”这些普通话课程也是当地政府旨在吸引中国人到密歇根东南部地区投资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个州没能在中国市场有所斩获是有原因的，”斯基林告诉我。“密歇根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负面印象。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是给予中国最大的赞美：开办世界级的普通话语言项目。”
北京方面懂得投桃报李。2013年，国家机构汉办——该机构运营着由诸多孔子学院构成的网络，颇具争议的孔子学院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和语言并进行宣传为宗旨——授予牛津社区学校“年度孔子课堂”称号。斯基林借助这种认可和20所中国学校签定了姐妹学校协议。过去7年间，牛津至少有40名不同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造访过中国。其中一项重要协议是和科尔宾在沈阳念的那所公立学校签定的，后者创办了一所国际学校，面向的是像科尔宾这样想去名头响亮的美国高中读书的中国学生。
利用该协议，斯基林为牛津带来了首批中国学生。他还想办法绕开了美国关于国际学生只能在公立高中上一年学的限制性规定。通过请当地一所大学院校在第二年为中国学生的F-1学生签证做担保，斯基林称他们可以继续留在该高中——并继续缴纳学费——只要他们也注册了全日制大学水平的课程，并缴纳了学费。第二年非常重要：中国家长希望孩子有足够的时间为迎接美国大学生活做好准备。斯基林告诉我，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没有立即表示反对。“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因此没有规章或者路线图可循，”他说。“这实际上是一块白板。”
很快，牛津就吸引到了怀有更大雄心的中国公司。为明教育集团总裁林浩在2012年末造访密歇根时，勾勒了这样的前景：以美国腹地的实验区为起点，将有1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高中入学。自称中国最大民办基础教育集团之一的为明，在国内遵循着同样的战略，已经在九座城市里打造了15个校园，共有3万余名学生。正如林浩对到访的一位来自俄亥俄州南部乡村的总监所说：“中国有句老话：‘农村包围城市’。”
一年之内，牛津和为明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保输入更多中国学生——在接下来的20年里，每年都会有多达200名中国留学生涌入。为明每年要为其送来的每一名学生向牛津社区学校支付1万美元。这对一个面临预算压力的学区而言无异于天降甘霖，但远远不能和中国家庭支付给为明的包含学费、食宿费、保险费和英语辅导费在内的4万美元相提并论。（该公司称，为了开拓中国的中产阶级市场，已经把费用降到了3.05万美元。）
为明还向美国公立高中许以了更大的奖赏。该公司承诺，如果中国学生达到一定数量——从80人到100人——它就会斥资数百万美元建造一处学生中心和宿舍，不用学校花一分钱。随着为明送到牛津的学生越来越多，北京和密歇根的建筑设计师开始绘制宿舍楼的蓝图。我于2014年春天在机场见到斯基林不久后，他返回北京，和林浩一起研究拟议中的宿舍楼的蓝图。两人的碰面地点是林浩的办公室，那里的设计有意模仿了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会晤以恢复中美邦交时所在的房间。林浩办公桌后方的墙壁上有多幅古旧地图，每一幅都代表着为明在其境内办了学校的一个省份。或许要不了多久，密歇根的地图就会跻身其中。“林浩和我相互理解，”斯基林告诉我，“因为我们都是有远见的人。”
科尔宾的音乐欣赏课上到一半，牛津高中的喇叭响了起来。“紧急情况！”一个声音宣布。“一名持有武器的闯入者已经进入大楼！”科尔宾的同学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俯下身，冲向门口。
科尔宾没明白大家为什么乱作一团。他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但词汇量仍然有限，喇叭里的话对于他而言尤具挑战性。他已经习惯了课间播放的摇滚乐，那些音乐所制造的快乐的喧闹绝对无法见容于刻板的中国学校。但这一次，喇叭里的声调非常严肃：“老师们，保证你们教室的安全！”当音乐老师督促所有人进入隔壁的女生洗手间时，科尔宾愈发困惑了。“快点！”她喊道。科尔宾终于跑到了厕所隔间里，老师在他身后锁上了门——他们静默而又兴奋地等在那里，直到演习结束。
后来，科尔宾对这段经历报以大笑。他几乎忘记了，枪支、骚乱、校园枪击，这些母亲对美国生活的恐惧几乎毁掉了他在美国学习的机会。父亲在他开始美国生活之前对该国进行了考察，主要是为了向妻子保证他俩的儿子足够安全。在牛津，科尔宾面临的唯一危险来自他想要赢得美国朋友的无辜行动。
有一天，一群运动员和懒散的学生邀请科尔宾进男厕所抽几口电子烟。这种邀请对一个拘谨的中国孩子来说很不寻常，但他很高兴能成为一群美国人中的一员。“酷小孩从来不学习，”他被告知，到那时为止，科尔宾一直是个认真勤奋的全优学生。在那以后，他放松了学业，开始举重，认为“等我练出点肌肉，”就可以吸引到女朋友。
但当他的新朋友开始逼着科尔宾和他们一起戏弄其他孩子时，他疏远了他们。他不想对着学校仅有的几个非裔美国人学生喊叫种族主义词语，也不想用普通话对其他中国孩子们说骂人话。“我这么努力尝试交美国朋友，但我失去了自己的中国方式和性格，”科尔宾去年告诉我。“我不再那么渴望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我想成为我自己，中国人。
随着他的这部分美国梦失去光泽，科尔宾开始埋头于自己的学业，并勃发出了强烈的爱国心。2015年9月，北京举行了一次布满导弹的军事阅兵，以庆祝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科尔宾当时在社交媒体上贴了一张中国国旗的图片，附以文字“伟大的中国”。在学校，他几乎和一个说中国“独裁”的学生打了起来。他愤怒的对象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和他一样的中国学生。
科尔宾和奥斯卡离开了他们的寄宿家庭，搬到了另外四个中国学生的住处，那里有一位本地的奶奶照顾他们。科尔宾停止了举重练习。他不再想要一个美国女朋友。他几乎不再和美国学生互动，因为在他就读的大学水平班级里（这是他在第二年里保持美国签证的要求）所有人都是中国人。
不过，对于在高年级度过的那一年，科尔宾的记忆还是很美好的。在他重新开始以学业为重后，他的平均绩点上升到3.96分，接近全班第一，并且他的标准化考试分数刚好在他申请大学时有了进步。再次成为书呆子的感觉很好。“我意识到我是独子，是全家人的独苗，”他告诉我。“父母为我付出了很多，我为什么不应该努力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