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降孩子”（上）：一张美国的牛津文凭

我第一次见到杨金凯（音），是在他登上飞机前往美国两天前。那天，雾霾笼罩在他的家乡、工业城市沈阳上空，把太阳变成了一团鬼影。这名16岁的少年在他家的公寓里踱来踱去，妈妈则给他的行李箱贴上标签，在里面塞满了舒适家居生活所需的东西：加绒睡衣，筷子，方便面。她指给我看将会留在儿子卧室中的一件孤零零的纪念品：她的独生子的一幅真人大小的绣像，用熠熠生辉的金线绣成。“我一整年都在绣这个，”她说。“我知道这一刻终将到来。”
杨金凯从未出过国。但他已经为了在美国的新生活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科尔宾(Korbin)（“听上去像美国人，对吧？”），对即将到来的冒险之旅充满憧憬。“会是一段神奇的经历，”他说。“我会交很多美国朋友。我想找个美国女友。或许”——他喵了父亲一眼——“我还会弄一把枪。”整个夏天，科尔宾一直通过观看美剧《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学英语，也许刷剧热情有些太高了。
为了帮助科尔宾逃离充满竞争和束缚的中国教育体系，他父亲付给一家教育咨询机构将近4万美元，为他在密歇根州的一所公立高中报上了名。杨家的终极目标是让科尔宾就读于美国的顶级大学，他的新高中名叫牛津(Oxford)，为其平添了几分魅力。此牛津与英国的那所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底特律北部的一个小镇，但这并不重要。科尔宾说，“我父亲对拿到一张牛津文凭这种事还是很感兴趣的。”

即便是在中美两国关系趋冷、彼此敌视之际，中国学生赴美的大潮依然有增无减。目前约有37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注册，是十年前的六倍还多。他们的经济影响——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数据显示，他们在2015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14亿美元——已经把教育变成了美国对中国的顶级“出口品”。
这是一个怪异的历史时刻：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里的精英，纷纷将其独生子女，即中国以前的一孩化政策的产物，送进地缘政治对手的学校。然而，中国的统治阶层一心想让子女接受西方的自由教育，几乎将其视为某种护身符。中国的教育以死记硬背为重心，培养出了一些世界上最善于应试的人，但很多中国家庭的担忧与大众印象中的虎爸虎妈的担忧截然不同。他们忧心于激烈的竞争会让他们那备受呵护的子女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怀疑子女的创造力正在被扼杀。习近平主席眼下领导着一场在中国学校里清除西方影响的运动，但就连他也允许自己的女儿到哈佛大学(Harvard)读书。根据沈阳的一家研究公司在201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83%的中国有钱人打算把子女送到国外的学校里去。这项调查显示，富豪子女出国留学的平均年龄从2014年的18岁下降到2016年的16岁——这是首次降至读高中的年龄。
2005年，在美国高中注册的中国学生只有641人。到2014年，中国学生的数量达到4万人，十年间增加了60倍——目前几乎占到美国高中国际学生的半数。“家长们意识到，如果想让孩子进入美国的顶级大学，就必须早做打算，”融尚私塾(Shang Learning)创始人雪麑(Nini Suet)说。“人们正寻求拥有他们能够拥有的一切优势。”融尚私塾是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精品咨询公司，旨在帮助中国孩子做好迎接美国寄宿学校生活的准备，并帮助申请那些学校，收费2.5万至4万美元不等。
在公开宣称“美国优先”的新一届政府入主白宫之际，这种现象还能持续多久是个未知数。它在中国已经遇到了阻力。经济放缓让家庭储蓄有所下降，货币贬值则让美国教育变得更加昂贵。中国学生的基数也变小了：过去十年间，18至23岁人口的数量下降了将近四分之一。
但迄今为止，中国学生的留学热潮仍未降温，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方面的推动，还在于美国方面的招徕。每一个进入美国学校——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大学还是高中——的中国富人孩子，都会带来乘数效应，这意味着整个社区都得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购买力的支撑。
1月，科尔宾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宿舍里。

至少希望是如此。现实则没那么简单。极度渴望美国文凭的中国家庭花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那些把它们和极度渴望现金的学校连结起来的中介公司囊中。这种配对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结果。《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将近60％的高中生最终都去了宗教学校，尽管他们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这些以信仰为基础的学校所传递出的关于安全、纪律和道德价值的信息，颇受其家长的认同。）另有一些孩子实际上进入了文凭作坊，他们由此可以获得签证和文凭，但几乎不受大人的监督。
公立高中成了最新的前沿阵地：中国“空降孩子”（人们对该群体的称呼）目前只有不到5%就读于公立学校，但在私立学校学生人数趋于饱和之际，美国的某些学区已经开始依赖他们来充抵预算削减、增加文化多样性。
要论与中国的关系之密切，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与底特律郊外的密歇根州牛津学区相提并论。2010年，牛津镇寻求建立首条把中国学生引入公立高中的通道。这一通道体现着牛津镇高中“我们以地球为教室”的座右铭，还给该校带来了学费收入。随着外国学生的数量日益增长，其他中西部学校也开始效仿牛津的成功模式。但当北京一家教育公司提议为中国学生建造一栋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宿舍楼时，一场社区斗争随之而来。
机缘巧合之下，沈阳的科尔宾一家站在了牛津试验的起点上。他的父母是在时常闹饥荒的农村长大成人的，没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父亲杨怀国（音）移居沈阳，在依靠锅炉修理和房地产生意发家前，曾以收废铁为生。但他很担心科尔宾的教育问题，以及中考和高考这两场决定中国学生未来的入学考试所带来的严酷学习压力。他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直到科尔宾的学校与牛津合作，开办了国际分部。条件很诱人：参与该项目，读完十年级以后，科尔宾便可以在牛津高中读两年书，直至毕业。
他父亲坚称这不仅关乎家族的荣耀或者未来的工作前景。“我一直都没那个机会，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明白，”他说，“世界不只是沈阳，也不只是中国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