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12月19日，选举团投票结果正式确认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看着票数的实时统计，我想起不久前曾和一位美国的大学同学讨论，是不是选举人投票时还有机会逆转竞选结果。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痴人说梦般的想法，但直到特朗普名字下面的数字超过270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如此切实地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面对某种新的世界和未来。
从11月8日到现在的两个月里，作为一个蓝州自由派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我的困惑、忧虑和恐惧如果说一开始还多少有些抽象的话，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无论是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对身边可能面临威胁的朋友，还是工作签证、移民身份等更具体、现实的考量。
我还记得特朗普当选的第一天，周三，纽约上州的波基浦西(Poughkeepsie)下了一天小雨。我所在的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校园氛围和天气差不多阴沉。当天我有一节英语和一节政治课，两位教授都中断了教学计划，把时间留给大家自由讨论，对话中穿插着长时间的沉默，和偶尔的啜泣。在这样一个整体左倾的校园里，面对大多将选票投给希拉里的学生们，英语课的教授将此次选举比作了年轻时失去挚友的经历。他说：“我很沮丧、悲伤，我不愿相信对少数族裔的恨意如此强烈，以至于足以决定一次选举的结果。”
如今，特朗普已经当选两个月，下周即将正式就职。在各种推文、电话通话和任命决定之间，这位候任总统发出了一系列颇富争议甚至令人震惊的讯号，从声称将“大大加强和扩张美国核能力”，到近40年来首次与台湾领导人通话。然而前景似乎并未明朗多少，人们很难判断应当如何解读这些言论，新一届政府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这些主张。
对于全美高校来说，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一系列无法忽视的仇恨事件(hate incidents)和暴力行为。11月23日，瓦萨一栋教学楼的卫生间墙上被画上了象征纳粹主义的卐字标志，和“heil trump”（特朗普万岁）的字样。这是离我最近的一个例子。据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统计，仅在11月9日到18日10天内，北美大学校园内就出现了多达140起仇恨事件。
作为少数族裔，我或许和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对于这样的美国并不陌生。我在学校和纽约市都曾因为自己的性别和种族遭遇陌生人的区别待遇甚至辱骂，同在瓦萨的中国朋友也曾在纽约街头被路人要求“滚回中国”。这位朋友在得知选举日结果后哭了很久，担心将遭遇更多骚扰和暴力，也担心身边的移民朋友受到威胁。她说，“我真的怕我会死在这里。”
但大多数时候，因为身处的环境和享受的特权，我仍得以与这部分美国隔绝开来。我很难真正理解排外、恐同情绪，也对失业、贫穷带来的困难、焦虑和仇恨知之甚少。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身上、从校园与课堂里对各类问题的关切和讨论中，我学到了宽容和尊重。 就在一年多前，我还在参加学校的反种族歧视游行，响应在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等多所高校爆发的一系列抗议行动。此后，很多学校开始更加严肃地应对相关事件，积极创造“安全空间”(safe space)，争取让学生在课堂和校园生活中不会因为性别认同、种族、宗教或其他原因感到不适或受到威胁。特朗普当选后，我们不知道此前的努力是否已经白费，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选举日以来，公开的种族歧视和仇恨事件似乎更加肆无忌惮。
对此，除了更多的沮丧和失望，我也看到各个大学着手制定措施，保护易受攻击的群体，安抚学生的恐惧不安，并思考该如何面对一个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特朗普的美国。选举日的那个周末，我在瓦萨的很多同学聚集到波基浦西市政府门口，或者纽约市的街道上，参加反对特朗普的游行示威，不少中国留学生也置身其中。他们举着“HATE won’t make us GREAT”（仇恨不会让我们伟大）的标牌，加入到喊着口号的人群中。一位参加了游行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他当时感到了极大的“骄傲、希望和振奋”，意识到除了伤心难过之外，自己还有更多可以做的。
不久前，瓦萨学院临时校长和北美数百所高校校长签署了两封联名信，要求候任总统谴责歧视行为，并呼吁其继续执行奥巴马的“暂缓递解”(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行政令，允许16岁前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获得工作许可、社会安全号码和就学资格。12月中旬，瓦萨管理层也正式通过师生的请愿，决议将校园作为一个保护区(sanctuary)，为任何可能遭到驱逐出境的学生、教职工和当地居民提供庇护。（尽管目前新一届政府目前尚未表明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驱逐无证移民，但特朗普曾宣称就职后将立即废除奥巴马任内签署的移民方面的相关政策。）
我十分尊重和敬佩美国高校和师生们的这些努力，也很羡慕这样的氛围。在中国，由于方方面面的限制，我对于很多事情的质疑和愤怒往往最终都不得不转化为无可奈何的沮丧和无能为力的麻木，政治行动和反抗几乎难以想象。尽管身边不乏试图改变的朋友和师长，在教育、环境、乡村建设等等领域付出努力，可大环境仍让我不免偶尔有些“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般的消沉。但是在美国，无论代议制与真正的民主理想有多少偏差，无论民主这个来自古希腊的概念与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历史有多少纠葛，无论所谓“自由”多大程度上只是资本的附庸，我却无法否认，这里的政治环境让我能够发现某种改变的可能和希望，让我在面对许多庞大的权力结构和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时能够找到某种与之对抗的信心和力量。
但我也知道在美国读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全是像我这样想的。这一群体的内部分化似乎因为这次大选而显得格外突出。选举日后，瓦萨在校园主楼里专门留出了一片区域供大家摆放抗议标语，或者在卡片和便签条上写下互相支持的留言。但有中国同学则对此表示满不在乎，认为有些小题大做。我也看到过其他学校的留学生在朋友圈里支持特朗普，并公开发表激烈的反移民言论。
对已经拿到绿卡、在美国定居的中国移民来说，特朗普的教育政策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11月底，特朗普决定将要提名贝茜·德沃斯(Betsy DeVos)为新教育部长，《纽约时报》曾说“很少有谁比她更热衷于将政府资金从传统公立学校转移到别处了”。我认识在瓦萨附近餐厅做服务员的一位中国移民，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三句话不离家里“大的那个”和“小的那个”。她说她很担心政府是否会减少在公共教育上的投入，孩子今后上学是否会成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我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和老师试图从学术和理论角度去理解、阐释所谓的特朗普现象。不少人目光投向了同一个角度：特朗普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下的资本全球化、自由市场和经济原则对社会与个人的重新厘定。这位候选人出乎意料的胜选是否意味这一国际秩序的某种瓦解或者变化？
自其当选以来，新自由主义这个名词就迅速占领了各大媒体新闻标题中的显要位置。美国哲学家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11月在《卫报》(The Guardian)中写道，特朗普的崛起表明“美国新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终结”，表明“人们心里一种绝望的呼声，希望能逃离正在解体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但同时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官网上也有评论指出，特朗普的胜选并非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死亡，而是其新的阶段。“如果奥巴马执政时我们看到的是新自由主义与婚姻平权等进步议题的交叉，那么今后的美国人将很可能受控于某种种族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但无论如何，像沙龙网(Salon.com)上一篇观点文章所说的那样，很多学者和批评人士都认为“缺少了新自由主义这个参考系，我们就无法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于公民究竟是好是坏”。
这学期，我选了一门相关内容的哲学研讨课。从中，我学到了新自由主义宣扬的“市场至上”：在上世纪纳粹主义、极权主义的剧烈震荡后，一批学者试图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用市场原则定义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他们强调自由市场，反对政府直接干涉；他们也支持利用各种手段打开国际市场，反对贸易保护。里根、撒切尔甚至邓小平都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先驱，奥巴马和希拉里也往往被贴上这个标签。这门课上，我认识到了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地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也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对我日常生活的塑造和控制。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3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利润、竞争、效率、投入和产出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生活、判断和思考的价值标准，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市场中的“人力资本”。
竞选结果公布后的一节课上，哲学系的特拉维斯·霍洛韦(Travis Holloway)教授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困扰着我，或许也仍困扰着许多人的问题：特朗普的当选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霍洛韦教授在讨论中指出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企业家、投资者，称得上是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典型化身。他主张的大幅减税、放松或取消管制、私有化等政策也无疑都是熟悉的论调。这位候任总统更多次重申，将像经营商业公司一样来管理美国政府。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宣扬的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却又矛盾地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韦斯特认为，尽管他曾公开发表排外、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言论，对于现状的愤怒和苦闷仍促使很多公民将选票投给了这个“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 的化身。或许如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n Badiou) 选举日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特朗普的当选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当今的世界“除了新自由主义之外别无他法”，人们面临普遍的“迷失、挫败感和蒙昧的动乱感”，迫切需要改变却又看不到其他出路。
我对这种无力感同身受：在美国大学待了将近四年，我上过的几乎每一节课都在告诉我依靠资本运行的社会如何需要质疑和批判，人类和世界如何需要另一条道路；但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同时告诉我，要找到这样的一条路将会如何艰难。
这一视角下，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的对立并非设想中那么绝对。前者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现有体制和新自由主义下的典型政治立场，后者不过更激烈地反映出了这种秩序下的矛盾和危机。因此巴迪欧说，“为了对抗特朗普，我们不能指望希拉里。”但能够指望什么，我似乎也无法确定。
不久前，我与瓦萨政治系的苏福兵教授聊起这次选举。他来自山西清徐县，1995年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2004年开始在瓦萨学院任教。我问他中国留学生应该如何看待这次选举，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这句话大概也能适用于所有人。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清晰、完整地理解两个月前的结果，但它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审视、反思今天的自己和世界。
作者：王一帆来自武汉，目前是瓦萨学院的大四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