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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立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自西周末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就开始在民间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史书记载他有3000弟子，其中贤者72人。即使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其规模也堪称庞大，并且人才培养质量很高。在汉代以降直至民国的两千多年里，私塾是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基本满足了民间对教育的需求。古代官员退休之后，一天也不许在京城滞留，必须立即告老还乡。还乡之后，他们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兴办教育，当然是私立教育。在漫长的农业官僚社会阶段，私立教育对于弥补“官学”的不足，在民间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教育，实现教化，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形成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起到了积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公立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由政府（中央和地方）以及国有企业提供。私立教育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无力承担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被迫引入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非公有制教育机构开始恢复建立。然而，我认为，尽管今天各类非公有制教育机构规模已超过教育总规模的四分之一，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立教育却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一令人奇怪的现象已经在事实上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为什么这些非公有制教育机构不是真正的私立教育机构呢？
目前，中国的非公有制教育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民办大学，包括在公立大学下设置的独立办学、独立核算、独立招生和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的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它们由民间资本投资兴办，但办学质量较低，不能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求。在高等教育稀缺、家长和学生面临选择单一的情况下，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入学压力；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个人财产的增加，特别是海外留学市场的扩大，能够支付起境外大学高额学费的家长和学生开始选择直接出国留学，这类大学在招生和办学上遇到了极大困境。
第二类是民间资本兴办的各类中小学。此类基础教育机构在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很快，在办学数量和质量上有些已经超过了公立学校。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办学往往和房地产联系在一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投资者以教育用地名义征得了大片土地，通过高价购买优质生源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办学声誉，以此带动和提升学校周边的房价。投资者的回报主要来源于学校周边的房地产业。
第三类是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公司，通过提供某一类培训赚取利润。特别是针对中小学生的一对一课程辅导培训机构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有些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很大的上市公司。上述三类教育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无一例外是企业，只不过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和教育有关而已。既然是企业，其经营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
企业和学校的根本差异在于是否以盈利为目标。真正的教育机构必须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其目的在于办教育，而不是为了赚钱。其使命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而不是为了从家长的口袋里拿钱。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对私立教育的认识有偏差。人们总是认为，教育是塑造人类灵魂的事业，关系到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怎么能够让以赚钱为目的的黑心资本家来兴办学校呢？特别是美国的私立大学，收费高昂，资本家考虑的就是怎么赚学费，怎么会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呢？让学生进入到这样的学校，不异于羊入虎口吗？
因此，教育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提供才能让老百姓放心。与此相类似的是医疗。人们总是认为，人命关天，怎么能够让以赚钱为目的的黑心资本家来兴办医院呢？让病人进入到这样的医院，不是任人宰割吗？因此，医疗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提供才能让老百姓放心。然而，一个讽刺性的事实却是，由国家和政府提供的公立教育和医疗，恰恰没有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没有让老百姓满意。这是为什么呢？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作为社会中的主体，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拥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政府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个人的利益并不一定和政府的利益相一致。即使设计初衷良好的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会“走样”，不一定能够实现政府的目标。因此，判定某类产品应该由政府或私人提供的依据，并不取决于谁在理论上更“大公无私”，而要看它究竟是排他性物品还是非排他性物品。非排他性的物品就应当由政府提供，否则就没有人提供，比如基础设施、国防，等等；排他性的物品就应当由私人提供，其效率会比政府更高。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深刻揭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每个人都试图用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
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教育是一类特殊产品，它既是排他性的，又是非排他性的，因而是半排他性产品。教育是排他性的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付费来进行排他性消费。向学校支付了学费的学生可以享受相应的教育，没有支付学费的学生就无法享受同样的教育；教育是非排他性的是因为，对于同一所学校的学生而言，你接受教育的同时无法阻止你的同学同时接受教育。在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一个通过网络公开课接受教育的学生无法阻止世界上的另一个人也观看同一个课程视频。更重要的是，教育具有正的外部性。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之，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因此，政府有义务为那些没有能力接受教育的人提供必要的教育。
但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所能满足的，只能是老百姓一般性的基本教育需求。如果有人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而不能接受教育，这是政府的责任。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应当接受同样的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父母只要有能力，一定会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它是竞争性的。强迫所有人都接受同样质量的教育，既实现不了，也会降低整体教育质量。那些认为教育应当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人没有意识到，老百姓是分为不同群体的，每个家庭对教育的需求都不一样，政府怎么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教育需求呢？
上面说的是政府不可能提供令所有人满意的教育。另一方面，由私人提供的教育，也并不一定会毁了祖国的花朵。且不说中国古代成功的私塾教育，即使是西方的私立教育机构，许多也是由富翁们捐资设立的基金会来兴办的。它们并不依赖学费来维持运行，并且人才培养质量很高，甚至超过了多数的公立教育机构。因此，教育不一定必须由政府来提供。
为什么中国私立教育没有发展起来呢？我认为，至少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迄今为止，中国还缺乏一批具有教育情怀的富翁。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富一代”们，目前还没有到考虑他（她）们未来财产处理的时候。他（她）们现在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以及财富的传承。对教育事业进行小额捐赠是可以的，但是，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出来成立基金会开办学校或大学，时机和条件目前都还不具备。然而，如果没有一批已经充分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来兴办教育，那么，所有成立的私立教育机构就不可能不以赚钱为目的，因而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教育机构。
其次，政府尚未出台鼓励性的政策支持。西方私立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遗产税。一个富翁如果要把财产传给下一代，通常要缴纳高额的遗产税，一般都在50%，有些国家高达70%。但是，如果通过慈善捐赠形式兴办教育，则可以免税。对于富翁们而言，与其把财产交给他（她）们不一定信任的政府，还不如自己捐献出来兴办教育，既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使自己流芳百世。如果政府能够在政策上及时调整，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不以盈利为目的进入教育领域，也许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善中国教育的生态。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第一代富翁即将步入人生的晚年，这一点也许不难实现。
教育应当满足社会各个群体的需求。如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要么是技术上出现新的突破，要么是体制上出现新的突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技术正处于新的重大突破前夜。现在需要的，也许是教育管理体制上的突破了。
秦春华：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