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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陪读妈妈的出发与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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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12年级的毕业典礼堪称隆重,高中教育的完成就好像是孩子的成人认证。毕业生除了在照相馆拍摄各种讲究如婚纱照的系列照片,再下来就是毕业典礼这一天了。

这天早上,身形健硕、身高180厘米的儿子穿着黑袍红领的毕业礼服开车带着我,驾轻就熟、自信满满地来到温哥华市中心的一个著名剧院。典礼之前,孩子们在剧院外自愿组合拍照合影。当他拉着一个女孩大大方方站在我镜头前,看着他们笑意盈盈,心里竟是莫名的感动,为他的成长?为他稚嫩的爱情?还是为他的陶醉与幸福?莫可名状,难以言表。按照姓名排序,他第二个走上台接受校长颁发毕业证书,接受他的某项奖学金,同时主持老师宣读一段他的感言。他感谢温哥华六年学业中妈妈的陪伴,感谢女友让他收获了爱情。镜头外的舞台在我的视线里开始模糊,掌声中孩子笑靥如花,我泪如雨下……

六年前当我带着个头才及我耳垂的他从北京出发时,我并不曾想到过此时此刻的场景。那时候,我只是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为期六年的艰难远行。带着一个12岁的懵懂少年和他的美好向往,我们在11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来到温哥华这片陌生的土地。他六岁就进入国内某著名培训机构学习英语,但在温哥华教育局语言测试后仍然要读一年的ESL,还有很多课不能选。尽管这个只知道雀跃的少年根本不识愁滋味,但我心里清楚,各种挑战将纷至沓来。

果不其然,入学刚刚三天,他就被学校一位老师留下来单独进行了一场反纳粹教育。以他当时的英语水平,他基本不知道老师讲了什么,但那位老师的疾声厉色让他有点胆战心惊。细问之下才知道,他给一个中国孩子写“一言九鼎”的“鼎”,然后就开始把“鼎”字下半段不停加粗涂抹,让老师误以为他在饶有兴致地画纳粹的符号,他也解释不清,于是老师立刻把这个刚来的中国孩子当成了危险分子。我知道西方人对纳粹的敏感,但这件事上着实有点“过敏”。初来乍到,我的语言也生涩艰难。所幸温哥华教育局有专门的安顿员,负责各个学校新来的孩子的融入与沟通问题。当时立即约见安顿员,一位斯文和蔼的香港的女士,耐心听完解释,帮我约见了班主任,澄清了事实,让那位大惊小怪的老师给孩子道了歉。为了安抚孩子,这位安顿员和孩子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问起孩子的爱好,卸下包袱的孩子和她滔滔不绝聊起了NBA篮球。

安顿员特地找到体育老师,在7年级温哥华小学的最后一年里把一个初来乍到的孩子安排进了校篮球队。在北美,学校篮球队的成员远比数学学霸更让孩子们瞩目和羡慕。几场校际比赛之后,场场都能上场露脸的孩子建立起了他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第一份自信。

8年级开始进入为期5年的中学学习,我们渐渐被温哥华当地华人圈子里功利教育的氛围裹挟,在迷失与探索中艰难前行。

各种课外补习广告铺天盖地,他们不停地告诉你温哥华的公立教育有多提不起劲,不补习,孩子基本就是被淘汰的命运;关于常春藤名校申请的讲座天天进行,他们描摹着进入名校的辉煌和华尔街精英的成功气场,同时拎出温哥华某个哈佛男孩、耶鲁女孩的故事来做励志楷模,把听讲座的家长和孩子都推上人生的巅峰,俯瞰来路如坦途,然后打了鸡血一样报各种补习班,或者一纸合同把孩子教育打包给这些机构,让本来就恨不得拿钱摆平一切的中国父母自此可以坐等成果。

就连一些金融机构都推出系列服务,只要购买他们一定数额的理财类产品,他们便可以拍着胸脯把你的孩子包装申请进名校,把孩子的未来紧紧和父母既盼出人头地又盼发财致富的梦想捆绑在一起。至于包装进名校之后呢?北美本科难读,名校更是“压力山大”,但他们不负责后半段产品,读不下来辍学那是你的问题。

在华人的圈子里,在各家太太的客厅或餐桌上,永远相互之间交换的都是课外补习班与如何进入名校的信息。还有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传说中都成了神话里面面俱到的学霸,相形之下仿佛唯有自家熊孩子是恨铁不成钢的学渣。

华人爱攀比,攀比除了财富的较量,就是孩子的出息。这个出息不是一个孩子的自我突破和成长,而是放在华人价值尺度下统一的衡量标准:成绩、名校、职业和挣钱的能力。

就是奔着陪读而来的我,又如何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更何况,我扔了工作,整个家分作两地,超常规的付出,即便不说,心里又何尝没有回报的诉求?所有这些,无需言语,各种情绪和行为都传递着我的焦虑和孩子感受到的无形压力。补习、补习、补习,仿佛汤药一般给孩子灌下去;各种目标和预期,他的努力仿佛永远都望尘莫及。

我用完美的标准衡量着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几乎没有给他的成长留出可以犯错、可以彷徨、可以迷茫的空间。压力到了一定的极限就会爆发,于是他的青春期叛逆来得异常猛烈。

那段时间堪称刀光剑影、飞沙走石,仿佛孙悟空保着唐僧西天取经,我天天降妖伏魔,铲奸除恶。孙悟空竭尽全力,唐僧还三天两头念紧箍咒不领情。9次旷课被体育老师投诉、洛杉矶演出时老师半夜打电话告状、把一个快退休的乐队老师气得摔门走人、一个同学的妈妈把谎称学习却在游戏厅的他们抓个现行……他的叛逆几乎摧毁了我对于孩子培养的全部信念,让我对带他出国的决定后悔不已,也让他和我的冲突愈演愈烈。一度,我甚至怀疑我们母子之间的情分到了头,恨不得丢下他转身就走。

在他叛逆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放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或者幻想,不再用我的理想为他设定目标,也不再把我所有的注意力捆绑在他身上。

他读高中,我就报名去读成人高中,学着和他一样的高中social(社会学)和英文阅读与写作的课程。学习过程中我所遇到的障碍让我渐渐学会用理解和懂得体谅他克服困难的不易,体谅完全不同教育体系中他需要的调整时间和过程。

随后,我开始在college选修课程,先他一步体验大学学习,不是为了占据对他指手画脚的制高点,而是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更明白一些北美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孩子。高中和college的学习占满了我除家务以外的所有时间和精力。

我也松开手里那根以为能驾驭他的缰绳,让他信马由缰地跑了一段之后,他开始停下来思考并改变。对他的学习,我从强行安排,改变为交换学习体验之后的建议;对他的选择,即便我有歧义,更多是利弊分析,而不再是简单粗暴地阻挠执行。我渐渐适应着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来平等协商,而不是安排和命令。这种角色的调整几乎伴随着6年陪读的全部岁月,因为我必须面对每一天他的成长和变化。

后来当他进入高年级开始做义工,并给校长当助理,他负责管理着学校两千多个学生的储物柜,包括密码在内,一年中的零差错率让他的诚信得到了校长的褒奖。他还选择在一家慈善机构的二手商店做导购和收银员,在那里,他看到了温哥华这个奢华社会很多人真实的生存状况。那些在二手商店购物的人们,他们的平凡喜乐打动着他,也感染着他,他说看顾客淘到一件喜欢的商品他也无比欢欣。

孩子在各种社会机构里实习,让我渐渐感受到北美高中教育的宽广,它提供给孩子的是成长的丰富体验,宗旨是培养合格公民,而不是孤注一掷地和分数与成绩较劲。

对他们来说,大学不是一个通过冲刺来完成的目标,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奔跑。但在各种和社会近距离的接触过程中,明显感受到孩子对于责任有了担当,对于人生有了思考。

在一篇大学申请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当年妈妈把我赶进游泳池,是希望我拿冠军。(是的,我希望他游泳拿名次,成为他申请大学的加分项。)当我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真的开始渐渐喜欢上游泳时,却失望地发现,我根本与大奖无缘,我从来没有站到过大赛领奖台上。数年之后,在放弃和坚持之间,我选择去学习救生和当教练,并考下了所有证书。我在游泳池中帮助别人的过程里体会到这项我真诚热爱的运动带给我的收获和快乐。”

去年3月,他陆续收到大学offer, 其中包括他理想的大学和专业。至此,我的陪读岁月也可以画上句号。

六年,纸面上弹指一挥间,但其间的岁月是2000多个日子累加起来的烦恼、困顿、挫折和喜悦。孩子的成长历尽百转千回,自己的调整几乎精疲力竭。这其中不仅有面对孩子教育的乏力感,也有在异国他乡自己的困惑。

从职场走向厨房,这个产业转型不那么容易。多种问题叠加起来的焦虑,让一个女人保持良好心情与平和心态需要无比强大的内心和毅力。不得不承认,这个过程很疲惫,也很艰难。

总有人问,作为陪读妈妈,这样付出值不值?

我只能说,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劝你谨慎;如果你已经开始,劝你坚持。值不值,这不是一场投资,全在一段经历,一段感受。生命给你一些历练的时候也总有一些收获,这些收获和喜悦有时候难以言表,他会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让你慢慢品咂那段岁月独特的味道。

孩子进入大学后,我选择了回归。这些日子他正挣扎在接二连三的期中考试里,说几乎要搭上半条小命。远在中国的我只是笑笑,关照他吃好喝好休息好。我知道我的经验、说教覆盖不了他人生必须经历的磨练,没有体验,没有挫折,没有困顿他就不会真正成长。

老公问,是距离让你对孩子变得这么宽容和放松吗?我说,不是距离,是六年陪伴之后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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