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一生对我影响最深的学校,是哪一个?我的答案不是台大、不是美国新社会学院……而是我一生唯一的“乡下教育”:台中崇伦国中。
这所“国中”在台中市郊,实施“九年国教”之前在台中所有的公私立学校中排名大概不到前十名。我从小在台中念的都是“明星学校”,同学们大概不是将军、校长、“立委”“国代”的外省人小孩,就是台中富商下一代。即使那个贫穷年代,遇着下雨天,校门口也排列着少数黑头车,一排排三轮车,准备接送孩子们。同学们一半学钢琴小提琴,“小五”之后就加强补习,放学后比谁穿得漂亮。
我的年代是“九年国教”第三届,一般国中教育的资源及质量按世俗标准皆不良,于是我的小学同学半数考进私立中学,其他大多搬迁户口至原称为“市立第一中学”的居仁国中。
小学六年级时,我的家庭发生变故,抚养我的外婆因心脏病危住进加护病房。
那一年,在我的人生里刻印了两项影响我一生的重大事件。一个是我首度面临困境,外婆若走了,我只有十二岁,哪里是我的家?我已数年未见母亲,近十年未见过父亲,这世上还有我的容身之处吗?
那是我第一次眼睁睁看着死亡,以及体会到死亡逼近时分分秒秒对我的意义。
我看着夜里窗外摇曳的树叶,白日翠绿,夜间阴沉,当下果断做了抉择,若外婆走了,我会以“特殊方式”和她一起走,人生一了百了,不用为活而低声下气。等待外婆离开加护病房的十天,从做决定起,我内心即十分笃定。没有眼泪,没有自怜,没有哀戚。
现在回想那生命中的十天,是我培植“舍弃”“勇敢”及“成长”最重要的日子。外婆幸运地活过来,医院待了近一个月。我和她相依为命惯了,每天陪她住院,但不是我照顾她,而是她照顾我。我又回到那个可口可乐、巧克力的“准幼稚”状态,原本写好的遗书如卫生纸扔垃圾桶,照常过“小公主”的好日子。
外婆出院后,国中已分发完毕,私校招生也报名结束,她赫然发现即使家在市区,我却“莫名其妙”被分发至近郊的“崇伦国中”。我的姑婆指责她说,“你替她妈妈带孩子,带什么啊?那个学校会毁了她一生……”外婆没有生气,不断点头,一直哭。
只有我,毫无感觉。
我每天得花约四十分钟骑自行车上学(回想那三年,可是我一生唯一运动的岁月),经荒郊、过田埂……一不小心可能掉粪坑。
上学第一天,发现班上同学和我小时玩伴大不相同,有的买不起皮鞋,有的付不出学费。我的同学分两大类,本省女孩来自农村,读书是“奢侈”,回家得先帮农务,才能做功课,如果“太用功”,叫做“自私”。另一类型外省女孩,父亲不再是将军、上校、警察局长,而是“士官长”的小孩。我曾搭公交车去她们家玩耍,听说住山上,还一片遐想,是否家家种了玫瑰?对我们这样一个“二二八家庭”的孩子,那是改变我一生重大的分水岭。我脱离了本省家族认为“外省等同权贵”的成见,看着士官长们的家,不到我们卧室榻榻米一间大小,厨房比我家厕所窄,若有一家装马桶,“八成姊姊上台北当舞女”。
那是一个文化震撼的经验,“马桶”是奢侈品,还得出卖姊姊的肉体与名誉。
“乡村国中”三年,我不曾迷失自己,反而充分体会社会的不公,也看到了本省外省家庭共同因贫穷而衍生的悲剧。一个同学当水泥工的父母亲突然车祸双亡,家里连一粒米都没了,她饿到昏倒在操场上。我跑去告诉训导主任,学校开始为她申请社会补助。一名单身外省老师收容她住宿舍,我学会也懂得把全校第一名的奖学金转送给她……
训导主任军中退役以严厉出名,却温柔地摸摸我的头,称赞:“你是一个好女孩。”
考高中前,我们全家皆万分紧张。外婆赶快送我去补习。补了一个月,觉得无聊,便每晚逃学吃冰或读课外书。由于我们是国中第三届,意义等同教育资源仍未充分准备,且愈偏乡愈欠缺。我所念的国中,的确许多老师是从很普通的“五专”毕业,且乡音重。但换来的是我“叛逆有理,课堂上常常纠正老师”的自信。
这类学校的考试通常也不会太难,我多半课堂上听一听即记下来,其他那些我的同学忙农务、别的“明星学校”孩子忙补习的时间,我就自修,例如背历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考高中时由于我的英文、数学、历史、化学、物理等大多接近满分,我顺利考上“台中女中”,比录取分数多出一百多分,然后在高中又碰上一堆明星小学时的同学。
这一生我几乎都在明星学校读书,除了这所让外婆流泪的国中。但它却让我理解了比我贫穷、地位低、不同省籍的人。什么是所谓的整体社会最完整的教育,它让我发现真实的世界,不曾于社会迷幻的价值中下沉。
和我经历类似的是蒋勋,他高中考太烂,念了强恕高中,因此碰到了一位好老师——陈映真,从此改变他的一生。
教育从来不只是“优异”的成绩。要让孩子们有机会走过山、走过水,让他们的成长岁月除了成绩之外,有天有地,最终有能力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的父母亲一心把孩子送入“明星高中”,其实只不过满足了父母自己认定的“成功欲望”。谁又背得出王永庆、高清愿、张荣发、郭台铭、蒋勋、严长寿……毕业于什么“明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