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1979年6月，中美建交伊始，美国立即派团来考察中国教育。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有了这样的发现：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端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才举起右边的一只。中国的孩子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孩子，他们边走路边用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美国人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勤奋的学生，他们预测20年以后，中国的科技将远远地把美国甩在后面。
在同一年，中国也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他们是这样总结的：美国孩子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孩子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当时中国的代表团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
但是20年转瞬即逝，美国的教育又培养了八十几位诺贝尔获奖得者，并且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双方的预言都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令人深思。下面，我就对这一问题，尝试性地作出解答。
首先，让我们看一个熊丙奇先生撰写的《一个中国“差生”的转变》的案例：
“又是新学期开学，虽然今年教育部确定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幸福”，但是，还是难掩现实中存在的学生开学不快乐、不幸福。
一个正在加拿大读10年级的学生，向我讲述了三年之前，她在国内读初中时的痛苦经历。那时，她被称为学校的“神话”——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一，老师不喜欢她，同学们以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她每天上学都感觉是煎熬，而回到家里，作业不想做，唯一让她觉得有乐趣的事是，打电脑游戏。
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她有明显的厌学情绪以及网瘾。老师多次找家长去谈话，但都找不到办法。她不喜欢数学，可是这是必须学的课程，且学得很难；她不喜欢老师上课从头讲到尾，让大家把手规规矩矩放在桌上，但全班其他同学都听话的这样做；她很喜欢画画，可是学校里没有这样的课，而且，老师告诉她，搞美术的，都是想“曲线高考”……自己想做的不能做，自己不想要的，学校却拼命塞给她，她说，我就像要死了一样，日子过得像鬼一样。“那时，如果有客人到我家里，我会这样盯着她，大家都害怕到我家里。”
初一结束时，父母决定送她出国，这是当初万不得已的办法，而她终于可以离开自己讨厌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也求之不得。而让她父母也没有想到的是，三年之后，她做出的学习规划竟是今后申请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这是一所在美国名列前茅且享誉全球的著名设计大学，而对此，她觉得有超过九成的把握申请成功。在温哥华，她获得了青少年艺术大赛的第一名，艺术的天赋在三年的学习中，得到充分的施展。
对比国内学校，她说加拿大的学习有四方面不同。一是虽然还是要学数学，但是难度不高，没有没完没了的考试，没有被老师逼迫的感觉，高中只有数学10是必修，数学11、数学12是选修，不选没关系；二是老师从来不会以成绩来评价学生，更不会打击学生，而是一直对所有学生说，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她说，老师可能也对她的学习失望，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当着她的面表露出来；三是我可以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加拿大九年级（对应国内的初三），就有实验性的选修课，学生们可尝试选修，以发现自己适合学什么、做什么，而进入10年级之后，有的学校有多达上100门的选修课程，比如学表演的就有10多门选修课，学音乐的也有10多门选修课，这些选修课都可以作为高中毕业的成绩，她喜欢美术，也就在九、十年级选修了多门课程，感觉是如鱼得水；四是老师的教学和评价很不同，加拿大的课堂，学生们看上去“东倒西歪”的，与国内课堂“井然有序”很不同，美术这样的课，据说在国内，要强调素描，需要学生反复训练，可加拿大的老师，评价一幅画，就看美不美——技术也只是美的一部分——只要总体感觉很美，就OK。“如果在国内学美术，我也非死不可，我哪受得了那样枯燥的培训？”
根据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申请要求，除了中学成绩之外，还要申请者提供20幅代表作。她在10年级已经画好了一幅，被老师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个假期，她回到国内，专门去了西藏写生，“在未来两年中，画出能代表自己水平的画作，我很有信心”。
她的变化，不仅在对学习的态度上，而对整个生活，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她回忆说出三年前自己“像鬼一样”时，就可看出她已经完全走出了过去的阴影，据她妈妈介绍，这次回到国内，很多熟人都感慨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对周围人充满友善，而且，最大的变化是，她在加拿大还准备了礼物，去看原来的初中老师。
2008年她刚到加拿大时，感到终于摆脱了“该死”的环境，心情自由了很多。但语言上的障碍，在加拿大是很明显的。而让她攻破语言关的，却是打电脑游戏，她买了三大叠游戏光盘，从学校回到家里就玩。当时，父母对此也有意见，但看到她回家可以做一点作业，心情比国内舒畅，也就不再干涉。而且，有一位父母熟悉的朋友对她父母说，她其实不是在玩，而是在利用原版游戏，学习英语呢！——就这样，经过半年打游戏，她的英语全部跟上，过了语言关！
“在加拿大，我觉得学习的主动权全部在自己手上，老师只是引导者，而在国内学校，我的学习完全是被动的，是老师要求我们学习、逼着我们学习，不管你感不感兴趣都得学，而且要达到他们给你制订的标准，才是好学生，这样的学习我觉得很累很累。”一个10年级的学生，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环境的学习之后，得到的感想，值得国内学校教育反思。
这个女生说，她感谢自己的父母给她换了一个环境，否则她不知道自己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幅模样，什么罗德岛设计学院，她可能听还没有听过。是的，她应该算是换环境成功的典型了，从一个国内学校的倒数第一，到梦想着进世界一流的学府，这是很大的转变。但是，能够像她这样换环境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学生，还挣扎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被自己是“差生”，以及为追求学校、老师设定的“成功”而焦虑。
教育部名为“幸福”的开学第一课，要求学生们幸福，可是，幸福是被要求出来的吗？只有孩子们自己感受到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对此，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给孩子们幸福成长的环境了吗？”
以上这个“差生”转变的过程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有何启示呢？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案例的背后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明与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观，一种是集权社会的以“分数为本”的教育价值观，一种是民主社会的“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为什么中国教育要通过分数“把孩子搞死在起跑线上”，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中国长期都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泯灭个性以整体来压倒个体，培养“场——依附性“的人格，对人的角色期待为“呆长”，而不是“成长”。因此，封建社会的教育就有一个显著特点，一定要从束缚人的“躯体”、弱化人的“情感意志”、消灭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尽管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推翻了清王朝，告别了封建社会，但封建社会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直到现在还依然严重存在，并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在主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阻碍中国成为现代性的国家。
感谢熊丙奇先生用细腻的文字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中国差生”的转变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人在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中的遭遇并向我们昭示了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方向。这是一个今天西方教育已普遍实现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典型案例。从宏观上看，当今世界教育主要有两大教育体系：一种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在两百年前创建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体系。中国大陆与台湾当今的教育就属于这一体系，与中国从隋代开始传承了近1400年的科举教育的传统是一致的，以培养善于考试的人为目标，学生们被动接受条条框框的道德知识与书本知识的灌输，把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及其解题训练和考试分数作为中心，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大多只能成为人类历史的配角与现代社会的民工；另一种是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在一百年前创建的“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的教育体系。今天发达国家的教育多数属于这一体系，重视“独立生活能力、体育艺术能力、科学探究能力”这三大能力的训练，以培养自我实现的人为目标，把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快乐、兴趣、爱好、自信、理想、意志力、问题意识、探索方法与动手操作等作为教育的中心，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有可能成为各种类型的创造性人才。这里，我们还应该了解，赫尔巴特的课程观是以“知识为中心”来建构的课程与教学体系，杜威的课程观是以“能力为中心”来建构的课程与教学体系。以上这位“差生”转变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由“知识中心”的教育体系转变到“能力中心”的教育体系的学习过程，这是一种灵活多样的鼓励人充分自我实现的教育体系，使得该生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在我看来，中国人要走出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怪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温腾水民族”才能真正活出人的“气象”。要不顾一切地倡导唯心主义与个人主义，要把个人主义的儒家心学、道家哲学和禅宗美学与西方的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东方文化将吞并西方文化，创造出人类的一种新文明，天人合一的精神将拯救全世界。我生活在旧金山以南50多英里的美国高科技的心脏“硅谷”地区，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多万华人，他们多数是电子工程师，坦白地承认，华人的素质属于中等，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主要在生产的第一线闷头闷脑地干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华人很难在各行各业突颖而出成为领导者？成为最顶级的发明家与设计师？成为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精英呢？大陆的人不行，因为社会制度落后，过早分科，政治代替人文，学理工科的不懂文科与学文科的不懂理工科，教育的内容苍白无力，个人的潜能达不到有效开发，那么台湾人呢？他们也是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有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华人多数也是“温腾水个性”也不行，又怎么解释呢？据我观察，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上都缺一种超越功利的理想主义的精神，缺一种人文修养和一种“野性而又高贵”的人格，缺少一种我行我素的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这实际上是文化价值观造成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目标与教育方针长久以来不重视体育与美育造成的。中国大陆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从苏联教育那里学来的；台湾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从民国教育那里继承下来的；都把“道德”作为教育的中心，都倡导“以德治国”，这就是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病根。在我看来，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都属于落后的专制文化，是人类的两大糟泊文化，都是崇尚官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反自由、反平等、反博爱的文化，其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重视国家价值轻视个人价值，重视群体轻视个体，重视共性轻视个性、重视集团意识轻视自我意识，甚至千方百计消灭人的自我意识。儒家文化以家长制消灭人的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唯物主义与公有制消灭人的自我意识，在这样文化价值观的社会里生活，个体是被动的、渺小的、被捆绑的、人格是萎缩的，沾沾糊糊活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个人象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那样可怜巴巴，这是官本位社会所期待的人格图景，这正好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价值观相反。这就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不重视体育与美育的根本原因，因为体育与美育讲动态之美，讲自我意识，讲超越，讲个性，讲野性，讲高贵，讲独来独往，这种人不好管，不好统治，与官本位的社会格格不入，水火不溶，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好的政治是最大的善，坏的政治是最大的恶，长久以来，中国社会都是坏的政治在起主导社会发展的作用。所以，我的教育思想就倡导“美是教育的本质”，要培养“美、德、智、体、劳”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专制社会最后的掘墓人。要用美的崇高来战胜家长制、战胜唯物主义、战胜公有制、战胜红色专制、战胜邪恶、战胜官本位、战胜说假话、战胜潜规则，战胜庸俗，战胜腐败，战胜走后门。。。。。把它们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美育是本体，美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这是教育的普遍规律。发达国家的教育很重视体育与美育，这是创造性的全部基础，这是自古希腊开始就形成的“博雅教育”的传统。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中小学生花在课本上的学习时间大约只有中国学生的一半，而身体的强悍与个性和创造性都远远超过中国学生的根本原因。
人一定要活在自由中，活在自我意识的感觉中，活在自我实现的生命状态中，不自由毋宁死！对教育的定义说来说去，说了两千多年，其实很简单，教育说到底就是对人的自我意识、对美感的唤醒。人最本质的力量与创造性是根源于自我而发展出来的，没有自我就没有人权，也没有个人的幸福与个人的创造性。所谓人权，其实就是人天生就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要在宪法的主导下，个体要脱离国家、脱离家庭、脱离学校的监护状态，成为有独立判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与独立行动能力的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成为自己期待的那种人。只有这样，个人才有自由度与人的尊严，社会才有更大的创造性，人民才有更多的幸福感。这就是“个人主义文化”的真正魅力，也是发达国家真正的成功之道，因而，对全世界人民都具有吸引力。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教育要办好，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二是有个人主义的教育文化与“美是教育的本质”这样的核心教育理念以及美学导向的“课程、教材、教法”体系，三是有多元的办学机制与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和考试方法，四是有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课程计划，五是鼓励学生自由选择与自我实现，六是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可供学生们自由选择。而当代中国的教育体系和这六个方面的价值观刚好相反，这就是中国教育为什么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越往后走、越往高处走就越来越缺少后劲的根本原因。“境由心造”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请问，未来中国人的“心”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里，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制度里，努力建设个人主义的教育体系与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