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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可（Nicole）认为大学申请的世界并不公平。上世纪90年代末，她是一家全美连锁考培机构的项目经理。她指导学龄前儿童如何通过考试进入门槛极高的预科学校，指导青少年如何获得高分，进而被常春藤盟校录取。
妮可指出：“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漏洞百出，有心人可以发现很多空子可钻。”她要求《赫芬顿邮报》对其姓氏保密，以防他人识别出自己以前的工作单位。她辅导的很多孩子并不特别聪明，但经过短短几周训练，他们的SAT成绩往往能够提高几百分。
时光如梭，妮可自己的儿子也快要申请大学了，她安排儿子先考一次PSAT，这样就可以知道他是否需要额外帮助。明年，她计划让他参加考试培训课程，在那里儿子可以更好地准备标化考试和构思申请文书。
她说：“我深感无能为力。”妮可目前服务于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她的丈夫在一家软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两口子的生活可谓称心如意。可她担心的是，如果自己不能帮助儿子脱颖而出，以后他很难达到与自己同样的地位。“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得很好。不过他能否表现得足够出色，拿到一份医疗保险?“
在美国，妮可绝非唯一如此盘算的母亲。前不久，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布破获全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大学招生舞弊案，并起诉了超过五十个犯罪嫌疑人。包括两个好莱坞明星在内的富裕家庭被控向大学管理人员行贿，伪造考试成绩，确保他们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
虽然绝大多数家庭不至于用力如此过猛，但即使处于低端的富裕家庭父母，也对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他们愿意为考试培训、私人家教和大学申请顾问买单，竭尽所能为孩子创造一切优势。
妮可说：“感觉就像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这类大范围的博弈，才有可能在进入（美国）社会后赢得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将其视为一个势在必行的环节逆来顺受。”
客观上，美国精英院校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排他性，这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对于大学招生的焦虑。1941年，哈佛向1,182名申请人中的1,092名学生发出入学通知。到2018年，录取学生的数量只增加了一倍，但申请数量却超过42,000人。即使在过去10年内，全美大多数最具选拔性的高等院校录取率也显著下滑。
八所常春藤联盟梦校是美国精英大学的代表
此外，大学教育带来的收益不断增加。2018年，大学毕业生获得九成新增工作岗位。持有大学文凭的在职人员收入更高，失业率较低。尽管大学教育的费用迅速膨胀，但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大学非但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投资。
顶级文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获得该等文凭的机会却不断降低，两者互相结合，鞭策富裕阶层家长们承担更多额外支出，确保自己孩子在高等教育中的一席之地。
洛杉矶一家大学申请机构A-List Tutoring总监亚历克西斯·怀特（Alexis White）说：“我整个星期都在打电话，抚慰那些因自己孩子数学考试成绩不佳而六神无主的家长。”虽然其客户涵盖从中上阶级直至亿万富翁等各个不同阶层。她表示，处于财富阶层较低端的父母往往更渴望为孩子争取额外优势。
她说：“每个父母都发自内心地坐卧不安，无论自己机会如何丰富，他们担心孩子在生活中失之交臂。每个礼拜，我必须上百次地重复同样一句话‘你的孩子也会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这种与日俱增的无力感，在短短几十年内催生了一个缓解焦虑的行业。2016年，考培行业的市场总值超过250亿美元。拥有有更密集服务和更富有客户的“教育咨询”行业，估计价值19亿美元。
但是，推动大学招生军备竞赛最根本的因素很简单，那就是收入不平等。
西北大学研究寡头政治的研究员杰弗里·温特斯（Jeffrey Winters）表示：“最大程度财富差距发生在（收入）前百分之一以内。”跻身全美前1%的家庭年收入的起步线为42万美元。
温特斯指出，这个收入水平达到普通美国人财富约十倍，但仅为前0.01%富豪的百分之一。由于他们可能为相同的公司工作，或者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读于同样的私立学校，较低层富裕家庭正无时无刻与更高收入阶层家庭进行对比。
前1%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前20%的收入
一位为智库工作的母亲莎拉（Sarah）指出：“你同时承受来自底层和顶层的压力。”这位母亲告知《赫芬顿邮报》不要透露其真名。“有些人被哈佛录取是因为才华横溢。有些人是由于家里捐赠一栋楼。有些人入学是出身弱势群体而受到应有的优待。但是我孩子的位置在哪里？唯一的出路就是想法设法成为最接近理想人选的学生。“
甚至在考培行业之中，莎拉认为也存在财富等级分层。资金充足的公立学校可能向学生提供一些周末备考课程。低端富裕家庭为孩子报名参加晚间课程或在线SAT培训。中等富裕家庭使用私人家教。超级有钱的家长早就聘请教练与孩子朝夕相处。
莎拉处于中层，她在11年级时为自己的孩子们聘请了一位私教。
她说：“我感觉我们已经落后了，必须迎头赶上。其他孩子在初中就得到大学咨询顾问的指导了。”
同样地，妮可也认为自己落后于那些有能力为孩子创造更多优势的家庭。
她指出：“目前我们社会构成明显存在两极分化，某些人极为富有，也有人身无分文。这样让你很难兼顾既做对孩子有利的事情，同时保留自己的良知。我觉得自己很混蛋，我不想成为助长这些根深蒂固系统性问题的一分子，不过与此同时，我有一个孩子两年后就要走向世界，我必须为他提供必要的装备。”
妮可是一位拥有退休金和稳定职业的不动产持有人。她担心，如果她不给予足够的帮助，自己的儿子无法获得同样的东西。
妮可坦承：“这并不是说我们奢望他现身达沃斯论坛。我们只想把他带到我们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