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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申请季刚刚落幕，不久前告一段落的哈佛针对亚裔学生的招生歧视案愈加受关注。诉讼由学生公平录取促进会（SFFA）在2014年提起，控告哈佛大学录取本科生时歧视亚裔美国人，导致本应被录取的学生无缘哈佛。今年10月，诉讼正式开庭，举证辩论长达15天，直至11月初。波士顿联邦法院最早将于明年春季给出判决。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11246号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各部门及与政府有商业关系的雇主，实施“平权法案”，即采用矫正歧视的积极措施，在录用人才时考虑申请人的种族，以纠正历史不公。哈佛支持“平权法案”，也从不避讳自己在录取过程中将种族因素纳入考量的事实。
案件本身虽不直接涉及“平权法案”，原告方却已在开庭前多次强调，唯有将种族考量从录取中完全剥离，才能维护录取公平。庭审现场外，一些有中国面孔的人们聚集在波士顿的科普利广场，手举写有“我的种族不该对我的大学申请不利”的纸板，为原告方打气。
而在查尔斯河的另一岸，200余聚集在哈佛广场的哈佛学生则支持被告。他们认为此次诉讼是对“平权法案”的攻击。他们支持哈佛在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并支持哈佛录取更多元的学生群体。他们相信种族公正不只关乎亚裔，并批评反对“平权法案”的人是一时头昏，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利用。
面对这种庭审双方观点的微妙差异，我和三个亚裔美国人对话——申请哈佛失败的人、成功的人、面试官——想知道对他们来说，族裔与公正意味着什么。
失利者：性格分被压低？
坐在科普利广场中央、戴牛仔帽和墨镜的吴晓樊，有一个让他自豪的儿子。
移民美国20年后，他仍是一个通信设备技术人员，而妻子则开了家小中餐馆。算不上殷实，却也能满足普通人对美国中产家庭的想象，在奥兰多买了带花园的房子。武汉大学毕业的他，认为今天能逃离唐人街，就是因为自己受过的教育和拥有的技术。他希望能把孩子送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哈佛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笑道。
全科一等、SAT几乎满分、学校游泳队队长、科学奥林匹克社团主席、高中辩论队主席、在当地医院做志愿者、获得过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他细数了一系列他认为哈佛青睐的特征，每多数出一项，都像是在说，哈佛又少了一个不录取我儿子的理由。但哈佛还是拒绝了他的儿子。除了哈佛，吴晓樊的儿子休伯特·吴还被其他三所常春藤大学拒绝录取，最终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最初，休伯特很疑惑，但说不上愤怒。他觉得伯克利挺好，但还是在父亲的劝告下，向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投诉了哈佛和其他两所常春藤大学，称自己不被录取是因为遭到了种族歧视。“我们班上有一个成绩和课外活动不如我的同学去了康奈尔大学。”休伯特说。但他很谨慎地评论哈佛这个案子。“录取过程中究竟有没有歧视亚裔的现象很难说。双方都呈现了很多数据，证据库非常繁杂，用不同的分析方式分析录取数据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休伯特说他现在对这件事没有太强烈的情绪，却很开心现在自己在伯克利，一个三分之一学生都是亚裔的校园。在原来那个私立高中，他觉得自己总是在刻意地融入白人学生的世界。他想摆脱那些在亲戚身上观察到的、和中国有关的一切态度、习惯和信仰。
他记得高中时，每次和父母走在街上，听到父母用带口音的英语和售货员讲话时，他就感到尴尬。休伯特的高中朋友常说，他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中国人，而是把他当作美国人。“我知道他们是出于赞赏的态度在说这些话，而我那时也出于对自己种族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厌恶，欣然接受。”休伯特说，“这让我感觉不那么孤独。”
吴晓樊认为，此次诉讼案里，争议最大，也最能显示亚裔被区别对待的数据，是亚裔较低的“个性分”。哈佛大学在录取时会考虑超过200个关于申请人的因素，除了成绩，还包括“父母是否是哈佛校友”“父母是否双亡”“就读的高中有多少学生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信息。但总的来说，申请人有掌控力的部分，无非是学术、课外活动和性格。亚裔在学术和课外活动上得分很高，却在性格上得分垫底。
“哈佛为了招收更多的黑人和拉美人，当然，还有白人，故意压低亚裔的性格分。”吴晓樊推测。他认为，哈佛取消“平权法案”，才能做到唯才录取，而他本应去哈佛的孩子则成了哈佛种族政治的牺牲品。我问他，即使知道哈佛在做这样不公义的事，他也愿意把孩子送去一个不公义的机构接受教育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毕竟是哈佛。（去哈佛）会对他以后的人生非常有益。”
很难说申请哈佛失利的是休伯特，还是休伯特的爸爸。
成功者：打破刻板印象
在洛杉矶出生的乔少华，哈佛毕业后成了一名高中老师。开庭的前一天，他站在了与吴晓樊不同的广场上。
“在美国，歧视不是说别人在大街上骂脏字儿，而是一系列针对少数族裔的态度。”乔少华说这种态度即使在哈佛大学依然处处存在，比如许多艺术活动团，几乎只有白人能申请加入，因为这些艺术团里多数是白人，而他们又负责决定谁能加入——这种态度不一定来源于白人的歧视，却至少显示出他们对亚裔和其他文化的不理解。
学校的医疗系统存在同样的不理解。对于心理疾病，患者需要和心理医生交流多次，然而许多少数族裔学生都会在第一次后悻悻而归，再不光顾。“他们发现心理医生根本不听自己在说什么。心理医生看到亚裔，就不停地问是不是家长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看到非裔学生，就问他们是不是觉得学业太难。”乔少华说。在美国，亚裔常被刻板地认为努力却无趣，聪明但无领导力，他们的父母则是“虎妈狼爸”。
哈佛的录取程序中，“校友面试”（Alumni Interview）是重要的一部分，面试官是哈佛毕业生，将通过推荐信描述申请者的学术、课外活动和性格，并分别打分。推荐信将成为招生官了解学生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诉讼案的开庭，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材料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包括一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于上世纪90年代针对哈佛招生系统给出的调查报告。报告总结道，虽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哈佛在录取过程中区别对待亚裔，但面试官的一些评论包含刻板印象，需要注意。
比如“他很安静，而且，如我所料，想当个医生”，以及“他很努力，但并不像是个能成为杰出学者的人”。招生主管威廉·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在法庭上作证说这些评论并不具代表性，并且“招生团队对推荐信里的此类描述极为反感”。
乔少华高中时也听过哈佛在录取时歧视亚裔的传闻。但他不相信，因为他查找资料后认为，自“平权法案”颁布以来，亚裔受益良多，如果录取考虑种族，那也是往积极的方向。“当时我参加了好几个面试，只有一个是亚裔面试官，然后他在的那个学校把我拒绝了。”乔少华笑着说。
在他看来，哈佛录取时，对非裔和拉丁裔族群的照顾是必要的，也不会严重伤害亚裔：“我们假设每年有4万人申请，录取2000人（录取率5%）。假设哈佛真的对非裔和拉丁裔有配额，比如600人，其中只有一半的人足够优秀，另一半是送的。一个亚裔学生的录取率只会因为这个配额从5%降到4.25%，而且，这里我们假设了亚裔没有受‘平权法案’的照顾。”
乔少华相信，真正的歧视不在哈佛和申请者之间，而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些来自面试官的评论，或者白人心理医生对其他族裔的不理解。他认为，歧视当然存在，但这种歧视是无法通过取消“平权法案”而改变的，甚至需要“平权法案”。
在美国，族裔间的鸿沟非常大：和另一个民族的人说话，就像在和另一个世界的人说话。乔少华相信，改变这种歧视，需要刻意的交流训练和文化训练；同时，要用数据和实证研究让人们了解美国的真实状况。
他并不知道，很少有人有空闲或者意向去了解另一个族群的生活和苦难。他也不知道，很少有人愿意阅读晦涩的研究，调查繁复的数据，辨别真假难分的新闻。而愿意花时间做这些事的人，常常不是种族主义者。
评判者：抽象化的面试
校友面试官柯时认为哈佛区别对待亚裔很重要的一个证据是：无论是学校老师给的推荐信，还是校友面试出具的推荐信里，亚裔的平均性格分与其他族裔没有区别，但最后负责做决定的招生官却给了亚裔最低的分数。哈佛在法庭中针对该质疑的回应是：最后的决定由40人构成的招生团通过几周的讨论和复查得出，任何量化的分数都不起决定作用。
无论一个选拔机制如何尽力，也无法真正做到全面地了解和考察申请人。大学申请的过程，就是把具体生动的个人不断抽象化的过程，唯有那些在抽象化后依然耀眼的个性和才华，才能留下。哈佛也不例外，招生官最终能看到的，无非是一系列的二手报告。
面试时间有限，推荐信的篇幅也有限。柯时会在面试时尽量去谈申请人感兴趣的事，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很多时候，他只能重复地用“有幽默感”“很自律”来描述一个申请者。他时常被孩子们的经历和答案所打动，却只能概括性地写下一句话：他/她曾经面临过某某困难，并用某某方式解决。
“最后我知道我每次都会写这句话，但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几乎所有被面试的人都克服过某个困难，这种评价无法体现他们经历的独特之处。”柯时说。他最后用“残酷”来形容这个抽象化的过程。“我不相信招生官能从这几个词里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但也有让他印象深刻，不知道该如何概念化的人。那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女孩子，她在芝加哥最好的学生乐团做小提琴手。柯时问她喜不喜欢小提琴，她想了一下，没有回答，却跟柯时讲起了管弦乐团里的政治：负责乐团面试的事实上是各乐手的私人家教，因此哪个学生能当上第一小提琴手、第二小提琴手全看自己的家教在乐团里的权力。他们又谈到游泳，她又和柯时讲游泳队里的政治斗争。柯时一时失语，不知道怎么概括，直接把她说过的话写进了推荐信里。
柯时对非裔和拉丁裔孩子记忆更深。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学校常常位于最贫穷、最混乱的社区。这些学校为了管理学生，会非常严格，甚至采取“关小黑屋”这样的极端措施。柯时发现，这些孩子的身上常常透露着一种坚韧。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墨西哥裔姑娘。她不断地跟柯时说自己的学校如何严格，柯时不胜其烦，问她：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她回答说：“让父母安心。”
柯时相信，这些少数群体是应该得到“照顾”的，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让他们和其他人的竞争不公平。事实上，与其说是照顾，毋宁说是哈佛希望找到那些“被社会环境限制，尚未发挥潜力的人”。面试时，家庭困难会被专门报告。同时，面试官被告知不要太重视一个申请人的思辨能力，因为思辨能力的好坏和是否经过训练的关系非常大，而哈佛重视的更多是申请者的天赋。
柯时通过这些面试，强烈地意识到出身对人的巨大影响，也因此认为“平权法案”是一个死板且容易造成冲突的社会工程。当学校按照既定配额录取，包括亚裔在内的各族裔都会种族意识高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族裔和自己能从学校取得的资源配额挂钩。这相当于把整个社会分成多个对立的小群体，引发群体冲突。“要实现社会平等，不能等到18岁，而是越早越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极度不公平，甚至超过中国。我们应该努力让这些孩子在早期就获得更平等的资源。”柯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