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曾几何时，国际留学生为加拿大校园增添一道特殊的风景。短短10年中，单单加拿大大学及专上学院的国际留学生数量就增加了近一倍，从2002年的13.6万人增至目前的逾26.5万人。而今年国际留学生已经为加拿大经济贡献约100亿加元。然而，随着低龄留学现象日益普遍，海外留学已非大学生“专利”。有趣的是，中国的中学留学生有一半都做出了来我们加拿大留学的选择。
面对庞大而有利的留学市场，加拿大政府显得极度重视，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去年11月15日至18日史无前例地造访北京、南京和上海几大留学重镇，主持当地新签证中心启用仪式，并与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生交流，鼓励他们来加拿大读书。我们兰里教育局也紧跟潮流，这不，我校国际留学生部门的领导本月上旬也陪同局长去中国进行招生宣传了。
而我这个国际留学生助教职位也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而诞生的。我平时工作主要是和各国，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打交道，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文化，尽快适应当地生活，排除学习障碍，搭起他们和当地人往来的桥梁。每天和他们肩并肩坐在教室里，给他们充当翻译、讲解课程，下课后辅导他们课内外作业，课间领着他们去和老师交流沟通，对他们的情况真是再熟悉不过。不如让近水楼台的我为您做一次向导，带您走入他们的校园生活，让您感同身受一番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遇到的烦恼和所得到来自各方的帮助吧。
不过，请允许我先卖个关子，在向您介绍他们的情况之前让我先问问您，加拿大备受中国留学生青睐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就让我亲身说法以自己工作为例和您聊聊吧。加拿大中学对于中国留学生最大吸引恐怕就是语言要求偏低，大多数情况下即使零英文也不会被教育局拒之门外，加之每间学校又有专门为低水平英语学生开设的相当于语言预备班的ELL课程，为尚不能用英语进行通畅交流的学生们打开方便之门，为他们提供了很大帮助。孩子入读后，我们每年大约在四月份会对他们进行语言测试，然后根据他们的学习程度决定他们就读的年级。如果孩子进步快，不用多久就可以上正常英文班了。
其次，加拿大教育成本低，公立学校一年学费在1.4万加元左右，加上吃住零花钱，共计3万出点头。我听学生讲正常开销20万人民币以内足够搞定。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公立学校通常不提供住宿，但如果学生愿意教育局都会为他们安排由教育局专人管理的寄宿家庭，学生在人身安全、居住条件、饮食待遇、受关爱程度方面都能得到保障，寄宿家庭和教育局都签有合同，只要学生认为不满意提出的理由合情理，教育局负责帮他们换寄宿家庭，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而教育局在在招收寄宿家庭时十分谨慎，除了进行方方面面的考核外，对他们还有严格要求，譬如，不能同时招收不同性别的学生，不能让两名学生同住一室，不能单独把孩子留在家里过夜，也不能让孩子夜不归宿，等等等等。
看到寄宿家庭的爸妈们，我每每钦佩不已，想想他们真不容易，除孩子的吃喝拉撒全管外，还要代行父母职责，不论在校内校外万一孩子给折腾点事来，都要摊上他们的“后爹““后妈”。住在寄宿家庭的另一好处是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孩子们各方面能力都得到锻炼，也能帮助他们更快融入当地生活。
另外，作为移民大国的加拿大对待外国人十分友好，愿意尽所能提供帮助，在完成学业后，国家也欢迎留学生们申请移民。
这么看来，难怪加拿大中学对于中国相关留学生群体而言存在一定优势呢。
随着和留学生们接触日益增多，我觉得来兰里留学的中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像我们国际部和我这样的职位大温区貌似只有我们兰里教育局有。我们工作内容非常琐碎繁杂，工作量很大，每天我都觉得有做不完的活，不过，想到孩子们得到了更多一份帮助和关爱，我还是十分开心。
每天穿梭于各个教室间，我都要听到好几遍铃声，每次铃响后，看到那些只身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求学的孩子们，操着当地人听不懂的乡音，满眼迷茫漫心无奈奔走在不甚熟悉的人群中，我就想起自己初来加拿大那会同样的无助与挣扎，一心巴望能帮他们早点适应当地生活。
在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感到他们存在几大难处。在平时与老师的沟通中，我已经感到语言关是如今留学生最大的困难。当然，语言难关并非中国孩子才有。就在前几天，我找一位历史老师了解学生情况时还听到他讲：“奇怪的是，现在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亚洲，而不知为什么，亚洲孩子的英语水平有待提升，语言障碍给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困难。”
加拿大人心地善良一向说话含蓄生怕伤害别人感情，他的意思无非表明咱们有些亚洲孩子英语不好，妨碍了学习。其实，据我观察出国留学的孩子应该说大多数都是有心好好学习的。然而听不懂课，无法与人交流，使这些孩子无法将自己真实情况呈现给老师和同学，如果说话用词不当的话，还会引起误会，虽然别人嘴上不说，心里却会感到奇怪。最冤枉是，得罪了别人自己浑然不知，被疏远了还搞不清“到底怎么了”。所以，平时我有意无意就给他们讲讲当地风俗和传统，包括本土人业余爱好和生活习惯等等，帮助孩子们尽量减少文化冲突。
当遇到英语要求相对高的文科科目时，孩子们又遇到令一大难题。众所周知，中西方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搞不好就弄出鸡同鸭讲的尴尬场面。加拿大教学非常强调发散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不论是英文、地理、历史，还是家政课，老师都鼓励学生提供多样性创造性答案。而我们的孩子想问题可以很深入，但思考的面却不够广，以致于写出来的内容很受局限，难拿高分。
10年级英语老师路易斯女士对此深有感触，她在谈及一位中国孩子时说：“我意识到中国老师教课时会给出单一答案，而我们的答案并不是一个，甚至相反的也对，只要有道理，我都给他们满分。”
譬如，万圣节期间路易斯老师应景地让学生们阅读一篇关于谋杀的文章，文章结束于“时机到了”几个字。老师据此出了一题：“小说到底有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中国孩子答道：“给出结论了，因为文章明显暗示她要下手杀人。”而当地孩子争辩说：“没给，因为时机虽然到了，但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使她下不了手，所以，文章并没给出结论。”
老师听后，笑眯眯望着我：“您瞧，他们说的都有道理，我都给他们满分。”再譬如谈这篇文章的背景，我们中国孩子就在文中找故事实际发生地点场景，而老师说作者理想中的场景，虽不是真实地点，也能算作正确答案，搞得我们中国孩子一愣一愣的：原来还有这找法？
所以，在教孩子们的过程中我尽量引导他们用加拿大人思维方式想问题，教他们用地道的英语词汇表达自己的想法，鼓励他们开拓思维方式，思考多种可能性，从不同层面思考问题的起因和结果，并假设如果用相反的做法，会带来怎样的结果，等等等等。当孩子们恍然大悟时，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
也许，加拿大提倡自由追求的学风，爱学不学全在乎个人意志，有些老师教学画风十分独特，一堂课七、八十分钟，却讲不了几句话，基本靠学生自学。而且，加拿大教科书也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一本书，被选作教材的有限，很多内容都是靠学生上网搜索来的。这可难为我们习惯老师填鸭式教育的中国孩子了，老师放羊的时候，孩子们便不知道哪里找到吃。这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从老师那里获取信息，并把老师要求细细分解给学生听，不恰当地说，就是把饭碾碎了，喂到孩子们嘴里。
除了学习上的不适应，令孩子们无奈令家长担心的还有他们无法融入当地孩子群体的问题。除了语言障碍外，可能中国孩子社交能力相对弱些，别说和当地人，就是说不同母语的同种族裔学生都很少能交流到一起，有些孩子面临着孤立的社交困境。
我很理解有些中国孩子又怕羞于开口的性格，就主动帮他们和当地孩子牵线搭桥。我发现当地孩子都爱吃糖，就养成了在口袋里揣糖果的习惯，好随时“贿赂”当地学生。尤其在分组做作业时，我就从口袋里摸出颗糖来发给当地孩子，先介绍我们中国孩子和他们说话，再把他们凑合到一起讨论作业，只要孩子们肯开口，将来就有机会玩到一起。我对部门领导说：发糖这招百试不爽，她也哈哈大笑。
中国孩子数理化是强项，这个我们学校所有老师都知道。然而，您也别以为这几门他们就没麻烦。题做是会做，可看不懂要求，也无从下手啊。我听好几位理科老师说，应用题是中国孩子的大敌。这一来是因为孩子们词汇量不够，二来是在国内学单词事时往往只学一种意思，所以不是读不懂题就是会错意。孩子们最冤枉是，有时由于不懂“小数点后保留几位”的英文说法，而不按要求四舍五入被扣分，有时不懂“单位”这个词的说法，答完题后不写单位，有时把意思看错，答得驴头不对马嘴。有时，还会闹笑话。譬如，有次一个11年级孩子问我:“老师，这题出得好像不对吧？流行歌曲怎么能喝呢？应该是’唱‘吧？”我知道，这里的老师有人几年都不换一次题，出错的可能性不大。于是，我让他把题拿给我看，我一看就乐了，原来他把题目中的“pop”理解成“歌曲”的意思，其实老师指的是可乐等“碳酸饮料”，还有的孩子只知道“can”是情态助词，不知道它还有（一）听（可乐）的意思，做起题来一头雾水。像这样的时候还很多，我就告诉他们查字典时要联系上下文，找出最贴切的意思。
令我欣慰的是，在教孩子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他们的尊重和信赖，有一次，一个孩子拿了一小包豆干递到我手中亲热地说：“老师，这是我送给您的。我“妈妈”周末带我去中国超市了，我买一包给自己，也买一包给您。”其实，我很注重饮食健康，对于含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食物，我是不爱碰的，但我还是好好谢了他。他很开心，我更开心。因为孩子在不仅学业方面取得进步，也在做人方面长大了，知道感恩并学会表达谢意了。
所以，虽然儿子多次可怜巴巴地请求我辞职回家照顾他，但我因为不舍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仍努力坚持在岗位上。我只想对他们说：“孩子们，当你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有老师的手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