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人的未来

“这是你的信，克里斯蒂娜。”
高中辅导员把一封给一个叫克里斯蒂娜·金(Christina Chin)的女孩的大学推荐信给了我。过去四年我常和他见面。在我就读的这所新泽西州的公立高中，约有700名学生，只有不到20名亚裔美国人，而老师们经常把我们认错。其中一位老师住在我附近，从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她在课堂上接到一个电话，说校长办公室让我过去。我到了那里，校长说他想找一个名叫简·田原(Jane Tawara)的学生。
“我是丽莎(Lisa)，不是克里斯蒂娜，”我告诉辅导员，不过后来我开玩笑说我应该冒充克里斯蒂娜。她的成绩更好。
周一，在波士顿联邦地方法院，原告将起诉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美国申请人。该诉讼称，哈佛大学在“幽默”和“勇气”等人格特质评定中，给予这些申请人较低的分数，并拒绝合格的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该案得到了司法部的支持，由一个名为大学生公平录取(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s)的反平权行动小组和一群被哈佛大学拒绝的亚裔美国申请人领导，它有可能威胁到所有在招生中考虑申请人种族因素的大学。而在招生中消除种族方面的考虑，会对有色人种造成严重伤害，包括亚裔美国人。
当我读到这起诉讼时，我想起自己在1990年代中期申请大学的经历。在我被视为与其他亚裔美国学生毫无区别时——后来，在我从事的每项工作中，我都曾被人和其他亚裔美国女同事搞混——我愤怒的核心是，我们被视为缺乏个性，而且进一步来说，是缺乏人性。我与辅导员的交流远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它仍然令人痛苦：你是隐形的。你根本无关紧要。
这种叙事在我们亚裔美国人的词汇中是熟悉的。我的父母是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移民，在1960年代以学生签证来到美国。他们都是自己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纽约市相识，并赞助自己的兄弟姐妹迁移到北美。他们从城市搬到了一个白人中产通勤族郊区，在那里养大了我。对于许多作为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受益人来到美国的移民子女来说，我们的起源故事集中在我们与白人的关系，以及阶级同化上。我们太美国了，或者不够美国。我们厌倦了让这个故事占主导地位。
在高中时，我通过拒绝反亚裔的刻板印象来把它们内在化了。我的数学和科学都很糟糕。我喜欢艺术和电影。我们并不是都长一样，我不像他们——不像亚洲人那样，会去上常春藤联盟学校并且读预科。但正如马克·曾-普特曼(Mark Tseng-Putterman)所写的那样，这种做一个“正确”的亚洲人的强烈坚持，出发点仍然是一种对他人观感的关注。
1965年的法律优先考虑受过高等教育的亚洲移民，由此产生的亚裔刻板印象是，他们比美国的其他有色人种更富有，因为我们被视为比他们更加努力工作，并且更注重教育的价值：白人和亚裔都利用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为针对黑人和拉丁裔人的种族主义辩护。这是一种有害和短视的刻板印象，用于消除更大层面上的有关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不公正政策的真相。同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近些年的纽约市，亚裔一直被列为贫困率最高的少数群体。
在亚裔美国人从平权政策中受益的同时，我们继续被反对它的白人保守派用作战略工具。针对哈佛大学的反平权行动诉讼是由保守派战略人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开展的一项运动的结果，他也促成了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一案，以及导致《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被破坏的诉讼。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提议取消特殊高中入学考试(Specialized High School Admissions Test)，以使纽约市的特殊高中多元化，这些学校当中通常是亚裔占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相对较少，当时一些亚裔美国人的父母批评该提议是反亚裔的。

对于那些从历史上感到权力被剥夺的人来说，以“亚洲骄傲”为中心的民族中心观点是诱人的。而承认我们的集体愤怒和痛苦，承认我们如何既受白人的种族主义攻击，又鼓吹针对黑人和拉丁裔人的种族主义，感觉会陷入一种易受攻击的危险处境。
我家的故事远非唯一的那种亚裔美国人故事，尽管这是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故事，特别是在主流媒体中。这部分是取决于可以接触到那些媒体的人群，部分是因为，这是一个能让美国白人觉得舒服的故事，因为它仍然把他们放在中心位置。
只聆听——或者沉浸于——一种类型的故事是有危险的。虽然亚裔美国人口从2000年到2015年增加了72%，并且还在继续增加，有望在2055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但自18世纪以来我们的地位一直如此。我们被赶出城镇、被禁、被强制收容；我们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被关押、简单概括、杀害和驱逐。兜售模范少数民族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政治或文化力量。亚裔美国人仍因经济焦虑而成为替罪羊，包括被指责为从美国白人手中夺走高薪工作的移民，也包括被指责为从白人学生那里夺去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亚洲学生。
亚裔美国人，一个在1960年代形成的政治身份，由来自20多个国家的美国人组成，是一个既能赋权也有排他性的标签。亚裔美国人不仅仅是东亚人、异性恋者和中产阶级。他们当中还有酷儿和工人阶级；穷人和无证件者；南亚和东南亚人；菲律宾和中亚人。亚裔美国人的狭隘定义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
亚裔美国人在改变。新移民在继续扩张我们的社区，而1965年后的移民的孙辈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从小出生在美国。比起之前的几代人的经历，第三代亚裔美国人会对这种白人凝视少一些担忧吗——当辅导员和大学招生官拒绝将他们作为完整的人来看待时？
松田麻里（Mari Matsuda，音）在1996年写道，对亚裔美国人来说，拒绝成为她所说的“种族资产阶级”有多重要。我们可以错误地相信，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可以被白人所接受，并以其他肤色的人为代价，获得他们那样的尊崇地位——一个例外主义迷思。或者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在种族、民族和阶级差异上团结一致，拒绝被用来维护白人至上主义。

凑近看我们的历史，审视我们所得到的、所付出的、以谁为代价，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我们的未来。博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和尼基·黑利(Nikki Haley)或许是出色的亚裔美国共和党人，但我们的政治历史是由拉里·伊特里昂(Larry Itliong)、陈玉平(Grace Lee Boggs)、河内山百合(Yuri Kochiyama)、朴宝琳（Pauline Park，音）这样的活动人士所塑造的。我们的亚裔美国人的未来，也将由我们的现在发展而成：纯亚裔郊区；族裔多元的唐人街；所谓成功，不应该只是通过好莱坞中的代表以及企业天花板的打破来定义，推动全体美国人——不只是选出的某一部分——的平等，才是成功。随着美国逐渐摆脱以白为规范，关键在于要想象和实现我们自己的种族未来。
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接受了一种新的政治教育，放假回家时，我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弄错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亚裔美国人，不是亚洲人，我们绝对不是“东方人”。
“我们不是美国人，”他们说，“我们是亚洲人。”至少他们没有因为我的傲慢而把我从房子里哄出来。
“亚裔美国人，”我说。“不是亚裔亚洲人。”
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在最近一次去新泽西的旅途中，我问两位从里根式共和党人转为坚定的奥巴马式民主党人，在2016年的初选中投票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父母，既然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是否觉得自己算是美国人了。
“当然了，”我的母亲说。“我还能是其他什么人？即使其他美国人不把我看做美国人。”

“嗯，谁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们，”我的父亲说。“他们想怎么想就怎么想，但跟我没关系。”
我希望他是对的。不管我们怎么被别人看待，我们才是最能看清我们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