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根据中央现在的经济发展战略，到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一番，即17万亿美元左右。皆时美国的年经济占有量是23万亿美元左右。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再到建国100年即2049年时，中国的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将不仅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天翻地覆之巨变，也是近百年来世界历史天翻地覆之巨变。整个世界格局会发生根本改变。而届时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如何来应对世界，这是今天我们必须思考的很迫切的现实问题。
考察今天美国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更为警策，更加清醒。除经济总量之外，美国在军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众多层面均领先于世界各国。支撑这个世界第一领跑能力的当然是实力。而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背后，不言而喻是人才。从每年获得诺贝尔奖各种奖项的人数，以及世界科技新闻，就可以看出美国巨大、雄厚的人才实力。同样，在文化、体育、艺术、学术等方面，美国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储备。
人才由教育培养出来。人才的培养大约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学生到2049年时则为中国社会中坚。从这个角度省察中国今日的教育能否为此承担历史重任，是刻不容缓的战略思考。
毋庸讳言，新中国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国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观念和体制问题，现在已经出现灾难性后果，而且积重难返。对于今天中国教育面临巨大危机，很多人估计远远不足。因为教育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处理不当会马上产生后果，立竿见影。教育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于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战略性调整，则未来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无异于羊入狼群，后果令人不堪设想。
尖锐的两大现实问题
1、庞大的教育规模后面是世界一流人才断缺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科学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大陆至今无人获得这两个奖项，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然科学家属于世界一流的几乎没有。每年世界发布的十大科技新闻，至今也与中国无缘。这个现象常被人们提起，也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反思一个特殊的现象会让我们不寒而栗：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的中国人（包括华裔外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丘成桐、陶哲轩等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过学。反过来说，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至今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菲尔茨奖获得者。
当然，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例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曾经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从事“两弹一星”和其他某些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不少应该属于世界一流，例如钱学森、华罗庚等人。然而，这些科学家都不是新中国培养的，基本上也都是欧美的留学生。
1949年后中国仍然不断派遣留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留学生更多。今日中国已经或曾经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有3百万之多，归国者上百万。按照一般规律，一个人从事科学创造的黄金年龄是30~40岁。如果说1970年代之前中国教育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以后，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培养的学生包括留学生达到这个黄金时段的中国人至少几千万。但是，其中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科学家。
简单归纳一下以上信息，我们可知：第一，中国人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第二，1949年以后我们自己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科学家。结论自然指向一个总根源：教育。
这就是钱学森不断提问的要害：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国际战略的因素，今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情景，是一去不会复返了。
可能也有极少数例外：陈景润的成就应该是世界一流。最近张益唐关于“孪生素数”证明的成果也达到世界一流。但是这两个个案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教育在科技人才培养上的尖锐问题，即“钱学森之问”。
中国当前也在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航天和军事科技犹为瞩目。但是，这些都属于模仿和追踪，尽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领先。科技不能领先，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何以应对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占居最高学术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学者。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但是，其学术水平实在乏善可陈。少数学科例如考古学，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有所推进；经济学由于现实问题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对策。但是在学术水准上，仍然没有重大突破。
反观今日之中国学校，尤其是大中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可谓空前。全国“985”大学39所，“211”大学100多所，省市重点中学、小学更是无法统计。国家的教育投入虽然只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但比起当年的西南联大，甚至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的投入，可谓天壤之别。此外，今日中国基础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从每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买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资，可谓不惜血本。社会上的课外教育是当前中国巨大的产业。教育，实际上得到举国重视。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学生中也没有世界一流人才。这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人才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原因在哪里？
2、社会道德失去底线，人格教育失败
人类社会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这一目标，培养社会公民的文明素养。故孟子曰：“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韩愈《师说》亦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捷径就是教育。无教养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因此，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无论如何清除不了的。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种种空前严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从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机。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与一般的违法犯罪相关，但本文重在揭示这些事件背后深层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会性的欺诈。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例如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中国欺诈方式之新奇独特堪称世界第一，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中国的骗子人数稳居世界第一是毫无问题的，可以推断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业的职业性犯罪。例如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法官犯法，等等。医生、教师、法官的职业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有这些犯罪人员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犯罪，实质是丧尽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后是校园血案频发，更让人们心惊胆战。从1990年代开始，在校学生自杀和他杀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学生中盛传“感谢不杀之恩”成为毕业用语。这其中轰动全国的是“马加爵杀人案”、“付成励杀人案”等，轰动世界的是“朱令铊中毒案”。
孤立地看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没有普遍性。但是，从现在频发的难以统计的校园自杀和他杀案件，应该不能简单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用金属铊毒杀自己同学的事件在不断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学1994级化学系两名学生因同学投毒发生铊中毒。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残杀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华个案，北大发生过，复旦的投毒案近日正开庭审判。这些中国最好大学中的残杀室友案，实在是令人寒心彻骨，彻底绝望。甚至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法学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学生用刀砍杀老师，真是空前绝后的绝大讽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校园血案已经从大学蔓延到中学。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一名16岁的高一学生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学生，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
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也）可以改变。
不难看到这个绝命辞所指何处。
校园生活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要毁弃、自杀？师生、同学之情是最珍贵的情感之一，有什么仇恨要相互残杀？我们很难完整统计近20年来中国校园血案的次数，也很难描绘具体的情景。仅从上面描述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今日中国校园发生的血案决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园血案展示了在校学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极致，反映了当下学校人格教育的深层失败。当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园血案，美国校园枪击案也令人震惊。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此与中国校园血案混为一谈。设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国的学生像美国学生那样手里有枪，校园情景我们能够想象吗？
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约束分为刚性与柔性、内在与外在。法律、法规、上司、家长、老师等等的约束是刚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约束是柔性的、内在的。我们社会如果只有刚性的、外在的约束，失去柔性的、内在的约束，也一定会崩溃。如果说，连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没有道德自律，社会的道德底线则绝无保障。更何况受教育者带着心灵的创痛，扭曲的人格，他们的社会行为如何能有道德底线！
由以上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分析，足以证明当下中国教育在深层次上的失败。
“应试教育”模式之恶果分析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这个教育规律逆反。
具体说，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人才与道德断缺的直接原因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
1、“应试教育”模式对于科学人才的摧残
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现都基于两个条件，即天赋和兴趣。不能说新中国的天才学生比民国时期少，更不能说新中国没有天才学生。从教育普及程度与人口增长可以推断，新中国的天才学生只能必民国时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没有出现像钱学森、华罗庚等那样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强烈兴趣的整体缺失。这种对于科学创造强烈兴趣的丧失，是“应试教育”直接恶果。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入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我们的教育消磨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此外，“应试教育”模式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着重技能训练，实质上与马戏团的驯兽没有实质区别。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的伤害是彻底的，如同釜底抽薪。高考的题型及回答技巧，已经深深嵌入学生的思维之中。可怕的是，越是高考获得高分的学生，进入这个陷阱就越深，伤害越大。他们是考试的高手，却是科学创造的低能儿。笔者深切感到，近几年来这个现象在北大已经非常突出地展现出来。
2、“应试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灾难
“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是灾难性的。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为了升学率，中、小学教育之首恶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小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质言之，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而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种为了培养“少数”而让“大多数”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的教育，本质上是反教育的。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受到的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而那些学习优秀的少数学生，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道德教育。由于学习成绩被当作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被忽略不见。出现在大学里的问题，例如大学生的精神问题甚至高校血案，其实是这些中、小学德育缺失的直接后果。
由于“应试教育”这个根本的原因，现在中、小学的德育和素质教育基本形同虚设。因为，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而礼义廉耻又何从谈起？中国教育的失去正是这一根本指向，把教育混同于学手艺的工匠学徒。可以推想，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是，漫长的学龄与人格教育无关。从根本上说，受过教育的学生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因此，举目中国社会，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在学校都没有受到严格、完善的人格教育。他们其中很多人没有基本的文明意识，例如不敬业，不能平等待人，等等。中国旅客糟糕的世界形象是各色人等的缩影，而校园血案则表现出人格扭曲的烈度。
3、“应试教育”导致家庭教育扭曲
应该强调的是，形成中国目前顽固的“应试教育”模式，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学校，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因素。限于篇幅，本文略谈一点：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也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大多数中国人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唯一一重心。即使是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家庭亦是如此，甚至这个观念更加强烈。而且，孩子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这种家长“望子成龙”的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现实，让学校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压力不仅直接体现在中、小学老师身上，而且更加沉重地落在中、小学校长身上。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全国的中、小学面临这一同样现实，它们也别无退路，只有“华山一条道”：不惜一切追求升学率。由此也产生一些奇特的现象：一些个别中学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数竟然占全省的80%以上！然而学生生活之单调、刻板令人难以忍受，甚至为高考开誓师大会，口号是“拼尽最后一滴血”，被称之为“高考集中营”。但是，这种教育史上空前的怪胎却得到社会仰慕，仍然生源滚滚，十分红火，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圆梦之地。而这些高考名校招收的收费生，每个人其金额竟然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多！因此，这一类中学教师的收入，亦是北大、清华等名校教授的几倍，这也是人所共知、习以为常的。
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观念极度扭曲。中国几千年优良的家教传统，例如教育孩子节俭、勤劳、忍让等，今日已经所剩无几，或可谓荡然无存。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他们在学校、社会和家庭重重压力之下，悲观消沉，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有各种中、小学生残害自己父母或其他亲属的报道，就是佐证。
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学校都有考试的设置。学生学习不能没有考试，学校招生也不能没有考试。但是，像今日中国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态，而是教育的变态，亦可谓千古独步。问题在于，现实的教育问题如此尖锐，真正的学者痛心疾首，社会批判不绝于耳，而现状却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门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真正的教育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教育改革的阻力也来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坚守着旧有体制，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这个利益集团中之最庞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团。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衙门的实质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个官僚集团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而无论教育的现实问题如何严重、尖锐，都不会丝毫影响到这个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这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首先是升官。具体分析一下，现有39所“985大学”的校长和书记都是副部级干部，而很多“985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从教育部的厅局长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个副部级位置，给教育官僚们留下了巨大的升迁空间。不仅是副部级位置，还有厅局级、处级位置等等。全国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数我们是可以想象和估算的。其次是经济的利益。由于“官本位”体制，教育官僚的权利之大、好处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多，这个官僚集团掌握的巨额资金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反而会越来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团在现行的体制中如鱼得水，滋润无比。他们绝不想改变现状。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教育部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们不禁会发现有一个本质特征：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例如，无论是把高考从一次变成多次，还是英语减分、语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丝毫不受影响。所以，他们热衷的正是这样无关痛痒的“改革”。这恰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对于任何损害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的改革，对于真正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会举措（例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团都会自发本能地反对，坚决将其扑灭、扼杀。从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发言，即可看出其语言之刁钻，态度之蛮横，理由之荒唐。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情景与刘志军时期铁道部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附庸。现在人们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图。过去被称为“电子一条街”的北京中关村，现在则电子业萧条，而课外教育红火。从到处闪烁的高楼上巨大的广告，人们都知道这里已经成为“课外教育一条街”了。而早已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企业，而且也是青年人励志的模本。这个教育商业集团不仅利用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商业运作，还不时与教育官僚集团相互呼应，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推波助澜，共谋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垄断大、中、小学各种教材的出版、发行。
第三个既得利益集团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既不是纯粹学者，也难说是纯粹官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以官僚的身份出现在学界。他们是官僚身份和学者身份两位一体。这种两栖的身份使他们获取双重的好处：进而能做官，成为纯粹的官僚；退而能为学，继续在学界颐指气使。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因此，他们经常以“专家”、“学者”身份为这个教育体制辩护，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说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由此可见，虽然现行的中国教育与教育规律逆行，其灾难性现状和巨大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会力量能够冲破的。而寄希望于现行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场化
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官本位”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计划经济”都无法运行，“计划教育”如何能够正常运行？简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运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间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只有运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国教育要进入常态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
中国学生的高考情结及其变态现象，主要是由国内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数量极少造成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具有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省份，一般省份的中学生考入“985大学”大约为几十万分之一，考入“211大学”的中学生也是几万分之一。惨烈的竞争是导致高考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这可以说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指出这个现状，就自然知道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依靠简单的高考改革是解决不了的。无论是一次高考还是多次高考，只要升学的比例不变，对于中学生和老师的压力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实质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力兴建大学，大力兴建高水平的大学，增大中学生升学比例，尤其是增大升入优秀大学的中学生比例。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一切异想天开和花拳绣腿的做法，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有害而无益。
但是，兴建大学仅仅依靠政府的财力则远远不够。现有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3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宣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由此推算大约每年国家的教育投入是15590亿元人民币。但是，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更不用说是大批兴建大学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近年外流的教育经费却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目前出现了留学大潮。可以说正是国内高水平大学太少而将大批中学生挤出了国门。数据显示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为309.54万人，除去回国的大约100多万，仍在海外的约有200万。自费留学占到整体人数的90%以上。如果按照一个学生的年费用20万元人民币计算，全部留学生的金额可达4000亿人民币。我们为什么不用新的政策、法规，让这笔巨大经费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近5年国家年平均投入的教育经费是15590亿人民币。如果每年再增加4000亿人民币用在中国大陆的教育投入上，我们现在“985大学”、“211大学”的数量可以增加多少？
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让孩子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出国留学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选择。这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独生子女，实质上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很多中国家庭用一辈子积蓄让子女留学海外。这些留学生中除了不到1%的学生能够进入国外一流大学，其余学生大都进入二、三甚至不入流的学校。设想，如果中国再由民间资金新建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中学生和老师为高考还会这样玩命吗？出国留学还是这样火热吗？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的弊病，中国教育的广阔前景才会展现出来。
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大规模的新建大学出现，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可以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任教。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
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早稻田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
我们再作一个个案分析。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现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个人。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美英四个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幽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消，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33年虽短，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举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
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位，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它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而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急待解决的问题。
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到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
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是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中国现在的民办学校实质上都是公司，不是学校）。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上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这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第一，燕大用美国教授的年薪（7万美元左右），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
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
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没有一流师资，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预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0万元以上。现在北京大学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千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50\1。这样的薪水，在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会的中下水平。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作顾问，挂名董事，……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笔者所举的上述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民办大学不具有真正私立大学的性质。因为，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捐资兴建的，非盈利的，而我们现在的民办大学都是投资建立的，盈利的，它实质上就是公司。因此，它不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办学，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办学；它不可能让教育家来管理，而是让企业家来管理。因此，它既不可能成气候，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
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只要想到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就会知道私立大学对于中国教育曾经做过的巨大贡献。唯有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体制，在办学、招生的根本制度上作出改革，同时也必须实行税收制度改革，建立民间的教育基金会，实现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这样，中国教育才能回到按教育规律办事的常态，才有希望。
最后的呼吁
中国教育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须与纳税制度改革配套，否则无人主动捐资教育。还要改变人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试图一蹴而就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幼稚的。
但是，中国教育必须立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作出战略性调整，必须有顶层设计。在目前，恢复私立大学，实现教育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腾飞，才能在人类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近代欧美还是日本的崛起，在根本上都得力于大力发展教育。当年邓小平在1977年断然恢复高考，及时挽救了一大批人才，尽可能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才不足，展示出一个伟人高远的眼光和伟大的气魄。教育是最能考验政治家战略眼光的试金石。
今日中国之教育危机丝毫不亚于1977年，而三十年后之中国未来完全系于当下。如果坐失良机，一错再错，则将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之遗恨！
作者简介：章启群
1956年生于安徽无为，1982年获安徽大学文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教授，著有《哲人与诗——西方当代一些美学问题的哲学根源》、《伽达默尔传》、《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意义的本体论》、《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新编西方美学史》、《百年中国美学史略》、《今天是什么？》等，并在《哲学研究》、《外国美学》、《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文史哲》、《哲学杂志》（台湾）等学术物刊发表论文3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