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来到加拿大，我接触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幼儿园里教CREAtive Drawing（创意绘画）。这份工作听起来是Creative Drawing Instructor（绘画教师），实际上也就是那样。不过想想看，比起那些在制衣厂剪线头，在宰鸡厂拔毛的累脖工来说已经幸福多了。
再仔细想想， 如果在国内，这份工作我想找还不一定能找到呢。一是因为那时觉得自己是美术学院的毕业生，高高在上。二是如果没有师范类的毕业证，幼儿园根本不可能聘我教画画。而在加拿大就不同了，只要你能有好的想法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没有人在乎你读没读过师范。
当然，这份教师的工作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优雅，加拿大人工贵，我除了教画画，还要负责给小孩子发饼干，给小班的学生上课时，还要给拉裤子的小孩子擦屁股。不过，和小孩子在 一起的时光总是快乐的，和他们一起画画，回答他们古怪的问题，当然，顺便也练练口语。
上课时，面对一班黑的、白的、黄的、棕的，联合国一般的学生，我常常害怕自己的英文会引来他们的耻笑。于是，我每讲一段就用板擦敲敲黑板：Do you understand？（你们听懂了吗？）小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听懂了，听懂了。想想他们真是单纯，他们只想表明自己认真听了，根本没人在乎我蹩脚的英文。
有一天，有个小孩子问我Kiwi（狝猴桃）怎么画。我把Kiwi听成了TV（电视）。当然，就算我听成了Kiwi，我那时的英文水准也不会明白那是什么东西。我给那小孩画了个大彩电，她摇摇头给我比划起来，又带我去看挂图上的实物，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想画的是一种水果。
在加拿大教画画的日子也是我英文，特别是口语突飞猛进的日子。原因很简单，我每天要教五个班，每天都要把头天备好的课用英文重复五遍。后来，我读完了书，找了份Fulltime (全职) 的工作，但我仍然向往那段教画画的时光。于是，我自己创办了”Lydia 绘画小班”，这样，就可以周末在家里教学生。
六年下来，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洋人学生的家长最无所谓， 无论看到孩子画什么都说：Good job！台湾学生的家长最有礼貌，见了老师都让孩子鞠躬：老师好。走的时候再向老师鞠躬：老师再见。香港学生的家长最大方。在香港，学费比加拿大高许多，遇上节假日照样要付学费，算是给老师的带薪休假。另外，香港人有规矩，如果在餐馆里碰上老师，是要义不容辞的给老师买单的。可惜，我去餐馆的时候虽然东张西望，却从来没有没有碰上过学生，也就无法证实这个规矩的真实性。
学生中，属内地的学生最用功，家长们总是在课前课后不停地和我探讨他们的孩子是否有进步，刚刚能画点儿童画，就吵着让我教素描。也难怪，中国人移民来的时候，除了行李，身上还背负了一样沉重的东西，那就是家乡父老的期望。自己这辈子在人家的地盘上是做不了人上人了，当然要寄希望于下一代。
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光是上美术课的时间。虽然一周只有一次，但相对于其他那些必须手背后，不许说话的课程来说，已经是最自由的课了。
在加拿大教画画的日子里，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教育中所渗透的宽容和自由。加拿大的孩子们是被”放养”大的，他们天生对自己，对人生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即便是画一棵小树，他们也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做一个Project（专案）；无论画得有多糟糕，他们也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每当我让他们改时，他们总是客气地说：No， thanks，I like my drawing……（不，谢谢了，我喜欢我的画……）
在学生中，我最喜欢一个叫伍迪的五岁男孩儿，他有一双碧蓝的眼睛和一头褐色的卷发。一天，我看到伍迪正在画他的作品——母鸡和小鸡。伍迪的画里只有一只母鸡，他却不停地一只一只地往画面里加小鸡，满满地画了一纸的小鸡。我皱了皱眉说：”伍迪，太多了， 母鸡哪里能生这么多小鸡啊？”伍迪看看我说：”母鸡又不需要避孕，为什么不能呢？它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啊？避孕？谁告诉你母鸡不用避孕的？”我惊讶地望着眼前这个五岁的男孩。伍迪摇摇头说：”幼儿园的老师啊，老师说大人如果不吃Birth Control Pill（避孕药）就会生出很多宝宝，但是动物是不用吃的。Ms. Lin，这个，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哑口无言，要知道，我是在大学时的非正式场合才搞清避孕药是做什么用的，看来教加拿大的孩子画画，光有绘画知识是远远不够用的。
后来，伍迪的父母因为搬家到另一个区去工作，不能再送他来上课了。最后一次给他上完课，伍迪恋恋不舍地对我说：”Ms. Lin， I love art，I love you（林女士，我喜欢艺术，我喜欢你）……”人生常常给人一种不经意的安排，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给小孩子做老师，一做还做了六年。在加拿大教画画的日子里，我那颗浮躁的心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而单纯、平和起来。
生活永远都是充满艰辛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像小孩子那样一笔一笔地去描绘心中的感受，涂上五彩的颜色，生活无论在哪里都会呈现出一份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