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本文作者Lenora Chu 与丈夫Rob Schmitz，以及5岁的儿子Landon和8岁的儿子Rainer。
我儿子3岁时，他的中国老师强行往他嘴里塞了一口煎蛋。这一幕发生在学校，没有经过孩子或我们家长允许。
“她把蛋塞进来，”大儿子告诉我，嘴巴张成字母“O”的形状，将手指穿过牙齿，指向里面。
“然后呢，你怎么办？”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他向来讨厌吃鸡蛋。
“我哭了，把它吐了出来，”他说。
“后来呢？”我追问。
“她又喂了一次”，儿子说。陈老师一共往我儿子嘴里塞了四次鸡蛋，最后一次塞进去后，他咽下去了。
我们是在上海——这座拥有2,600万人口的中国超级大都市——旅居的一个美国家庭。众所周知，中国“制造”了一些全世界最出类拔萃的学生。当我们发现距离新家仅几个街区的地方就有上海精英们眼中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时，我们决定送儿子去那里上学。在那里，他可以学会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这有什么不好吗？
事实证明，有很多的“不好”。并且这还只入读幼儿园的第一个星期。
第二天，我冲到学校就塞鸡蛋事件和陈老师对质，劈头盖脸地陈述了自己关于个人选择的理念。
“在美国我们不会采用这种强迫的方法，”我用中文说道，儿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在美国出生和长大，但从小在家里讲中文）。
“哦？那你们怎么处理？”陈老师倒也表现得理直气壮。
“我们会向他们解释，吃鸡蛋对他们有好处，里面的营养成分能帮助他们强健骨骼和牙齿，对视力也有好处，”我回应道，努力地让自己的话听上去更权威。“我们鼓励他们自由选择……我们相信他们的决定。”
“这有用吗？”陈老师反问道。
事实上，的确没用。我从来没成功地让儿子吃过鸡蛋。他很挑食。过了一会，陈老师把我拉到一边教育我，“在孩子面前，你应该说，‘老师说得对，妈妈也会这么做，’好吗？”
我点点头，感觉有些震惊。这正是孔子的主张，他的整套理念就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威和自下而上的服从来指引人们的生活。
当老师拥有绝对权威
研究人员发现，6岁大的中国小孩在早期的数学技能，包括几何和逻辑方面都胜过美国同龄孩子。过去10年，上海青少年两度在PISA测试中拔得头筹，而美国学生的表现仅为中等水平。（注：PISA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在各国抽取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左右的学生参与评估，测试他们是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解决问题的技能。）
当中国孩子申请海外留学项目时，录取结果也令人震惊。他们正从全球顶尖学府获得越来越多的录取名额。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公布的数据，和10年前相比，常春藤名校录取的中国大学生人数增长了八倍。与此同时，在助推硅谷创业大潮的杰出人才中，中国人占了很大比例。
不过，居住在上海的我一开始对中国式教育是持反对态度的。美国是一个尊重婴幼儿自主选择、自由玩耍和推崇个性化发展的国度。在美国，强行喂食的老师可以被送上法庭。而在中国，孩子们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由竞争激烈的考试决定，因此中国孩子从童年开始就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不禁好奇：中国人制造“聪明”孩子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从这种严苛僵化、权威主义的教育方式中学到些什么？
截至目前，我的孩子已经在中国教育体系里学习了五年，我也和各个教育阶段的中国老师、家长及学生进行了交流。我发现，的确存在一些奏效的中国式教育“秘诀”值得我们效仿。其中大多数都和对教育的态度有关。
“老师最懂”的理念的确有好处。在与屈从于这种体系所引发的焦虑作斗争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一旦家长和老师统一了战线，孩子也会照做。这种遵从赋予老师近乎绝对的课堂指挥权。我儿子变得特别害怕迟到、缺课或者让老师失望。有一次，他甚至因为我提起可能要因为一次家庭旅行得缺课几天而对我颇有抱怨。那时候他才5岁。
在课堂上赋予老师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有助于诸如几何、计算机编程等科目的学习。根据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 期刊的一项研究结果，对这些科目而言，直接指导（相比由学生自主探索发掘）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这项研究于2004年进行，研究对象是112名三、四年级的学生。2014年发表在《教育评估与政策分析》(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期刊上的一项针对逾1.3万名学生的研究表明，对数学较弱的一年级学生而言，如果老师能演示解答过程，紧接着进行重复的练习，学习效果会更好。
相比之下，在西方，老师们花大量时间管理课堂纪律，以及平息由学生或者家长等发动的小规模反抗行为。一名20年前来到美国的中国老师告诉我，她还记得自己第一年教美国孩子时深感震惊。“我一开始非常强势，但是这完全没有用。学生们会反驳我！”目前在明尼苏达州一所高中教授中文的张新义（音）回忆道。如果她布置的作业过多，家长有时候会抱怨。有一名学生不做随堂作业，她的母亲要求张老师改变对自己女儿的说话方式。“她希望我说‘你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你没把作业做完！’，”张老师大声说道。
中国家长相信老师的所有责罚都事出有因，不会提出质疑。也就是说，让老师来主导自己的工作。因此，在中国，教育工作者所受到的尊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根据瓦尔基基金会(Varkey Foundation)2013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有一半的中国家长鼓励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教师，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一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中国社会赋予老师和医生同样高的社会地位。
集体需求高于个人需求
中国人坚持集体需求高于个人需求的做法同样对教育很有帮助。原因很简单：如果每个人的前进步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实现课堂目标。没有特例，没有多元化。
我儿子冬天哮喘病发作，但是陈老师拒绝了我让他把急救吸入器放在教室旁的请求——原因是使用吸入器可能会分散同学们的注意力。当我大声抗议时，我被告知可以把孩子转到其他学校。也就是说，没有孩子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如果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可以走人。（最终，我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案：可以在家里使用的一种预防性类固醇吸入剂。）
学校的态度可以说是冷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相反的方向上做得太过，将学生的个人需求凌驾于集体需求之上。有些家长毫无顾忌地把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送去上学——无视公众健康——或者请求学校调整开学时间，避免与体育活动安排冲突。同时，我一些当老师的朋友们告诉我，他们在处理“问题”学生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一般都是通过一些干预方案，耗费了老师本该花在班上其他学生身上的时间。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度？
勤奋——中国式坚韧
中国人另一个非常励志的理念是：在学习方面，天才在于勤奋。语文老师知道，只要认真学习认字卡，加上不断地练习，我儿子一定能学会3,500个常用汉字。他的小学数学老师不会在三位数计算上给任何孩子开绿灯，实际上还会在放学后留下来辅导落后的学生。中国的学校体系哺育出一种中国式坚韧，日复一日地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条——坚持，而非智力或能力，才是成功的关键。
研究表明，这种态度让孩子在课堂上学到更多。根据2014年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一项针对逾5,000名学生的纵向研究，亚洲年轻人之所以学习成绩更优，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努力和成就之间的关联，而“美国白人则倾向于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与身俱来的。”中国孩子习惯了以努力搞懂难度较高的内容，并且他们相信只要愿意付出，任何人都能成功。这种态度赋予中国政策制定者很大的空间，让他们得以制定并执行更高的标准。
而在美国，当政策制定者试图推进类似的措施时，往往遭到家长的反抗。部分原因是，我们担心如果Johnny达不到要求，会让他失去自信。但如果Johnny的父母，以及他的老师，都相信他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学好数学呢？
在体育方面，美国人历来都毫无疑虑地推着孩子去尝试。这方面我们相信努力和训练会带来回报，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分数和排名。所有人的双目都盯着记分牌，我们把数字作为衡量进步的一种方式。100米短跑中第九的排名说明Johnny需要更刻苦的训练。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比别人差，我们也不担心伤他的自尊。
中国式教育的得与失
截至目前，我儿子已经在中国教育体系下成长了五个年头。在此期间，他已经变身为一个举止得体的小学生，每天早上真诚地和老师打招呼——“老师早！”，并且对教育的尊重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根深蒂固。当我看着6岁大的他每天早上自己准备好书包，把英语、语文和数学书，还有他自己削好的六支铅笔整整齐齐地放进包里，那一刻我有些呆住了。
当家庭作业本发下来以后——中国家长必须每天在作业本上签名，以证明自己进行了辅导——他会立刻送到我们手中。他还开始教弟弟说普通话——两个小人儿挤在绘本前，说出动物的名字。而现在，已经长大一些的他会很娴熟地进行定时数学练习，小小的铅笔在本子上挥洒自如，一次次的成功让他获得了自信。他也会自愿地吃鸡蛋了。
当我向美国的朋友们讲述儿子在中国上学的经历时，他们简直目瞪口呆。当他们和儿子相处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儿子并没有像拉布拉多犬一样躲在角落或者言听计从。我儿子画画的时候充满想象力，讲话风趣幽默，打网球时还会刁钻的正手击球。他的这些特质都没有消失，我如今也对中国人认为每个孩子都可以培养出多种出色才能的理念深信不疑。
不过，我必须承认，这一路来，中国要求高度忠诚的这种教育方式也令我焦虑和不安。陈老师并不只是奉行权威主义，她有时候还会对孩子实施非常严苛的惩罚。有一次，由于几个孩子未能在体育课上遵从“一二一”步伐，她把我年幼的儿子和其他几个同学关在一个空教室里，还威胁称要让他们降级。
联想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时，她的权威更令人担忧。我儿子四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唱“东方红”这样的红歌。第二年，老师们启动班长模拟选举，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推选明星学生成为少先队队员。
与此同时，中国式教育体系中的落榜者在社会的底层难有翻身之日：每年未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相当于一个伦敦市的人口。由于赌注太大，有时候部分家庭会采取极端措施，包括作弊和行贿。
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中国课堂不鼓励对新思想和原创思想的表达。我曾经在一次美术课上观察到，老师指导28个学步期儿童用完全相同的方法画画，老师把没按要求画的作品钉在墙上，让孩子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羞愧。“雨从天上落到地面，变成一个个小雨点”，老师厉声说道，孩子们一边乖乖地在纸上画着。在这个课堂上，雨不会飘落在路边，也不会成片地击落在地面。没有比喻意义中的雨，例如紫雨（译者注：purple rain，一般用来形容以悲剧结尾的爱情，有名为《Purple Rain》的歌曲及同名电影）、泪滴雨、青蛙雨，更不用说天降阿猫阿狗的大雨（译者注：英文中用it rains cats and dogs来形容倾盆大雨）。
中国试图培养听话的爱国者的做法显然是有弊端的，美国人对此抱有天然的抵触。我们支持在合理的程度下质疑权威，“不走寻常路”的自由是我们值得称颂的一项权利。这是美国民族性的基础之一。
但是，我们如果将用在政治领袖身上的怀疑精神放到站在教室前方的园丁身上，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美国的教育进程被重视家长权利及不利于学习的态度所阻碍：我们要求在无助教育的各种方面赋予孩子优先权，并且当孩子成绩不佳时，希望老师在成绩单上手下留情。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希望从老师身上得到更多，但作为家长承担的责任却越来越少。
异国他乡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当我们学会尊重教育者，并给予教育者应得的自主权时，结果可能令人欣喜。
有时候，如果家长——以及孩子不得不按指示去做，那反而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