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家庭医生让我备感欣喜的好处是，家里仿佛从此有了个从前中央首长才有的“保健医生”
看到新闻里说，上海将逐步推广家庭医生制度，以解决医院过度拥挤的情况。我和先生自上海移民加拿大数年，感受最深的变化之一，就是拥有了一位家庭医生。
在加拿大，每个家庭基本上都有家庭医生。新移民落地除了办理身份资料，头等大事就是马上着手找家庭医生——通常是登录到加拿大各省份的健康部官网，查询住址附近是否有家庭医生正在接纳新病人，或是通过已有家庭医生的朋友介绍。
和国内不同的是，这里看病的第一道程序不是医院，而是家庭医生。如果没有家庭医生的话，虽然生病了也可以去诊所，但除了面临长时间等待和每日诊疗人数限制等问题，最麻烦的是，还要每次向医生介绍一遍自己的健康情况和病史。
在加拿大，医生用药非常小心，通常在诊断给药前，都需要详细了解病人身体情况和家族病史。
我们当时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了查理的家庭医生诊所。40多岁的查理是一位出生在加拿大的香港人，已经为朋友家服务了12年。
渐渐习惯了家庭医生制度后，便开始感受到其中的便利和好处。
首先，看病再也无需起大早甚至买“黄牛号”，不用一看病花费一整天时间了。如果是感冒咳嗽之类的小毛病，直接就给家庭医生打电话，有时电话里就可以解决。需要开药和简单治疗的，就约一下问诊时间。如果诊疗后发现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专业诊断，家庭医生会将所有资料汇总后转到相关的专科医生手中，并协助预约时间。
当然，也听有些加国华人抱怨，看个小病要等好久，或是家庭医生这种“分级治疗”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云云。但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只要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病，家庭医生这一关不至于影响治疗时间，而且家庭医生的专业精神能给予病人安全感，即使多等个几天，也让人非常安心。
家庭医生的另一个让我备感欣喜的好处是，家里仿佛从此有了个从前中央首长才有的“保健医生”。除了看病，每年的体检都是由家庭医生安排完成。从基本的身体状况检查，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需要做的特别检查，家庭医生都会根据以往的病史安排得妥妥当当。
比如，在加拿大，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都增设宫颈切片检查和乳腺检查，所以，作为女性健康两大杀手的宫颈癌和乳腺癌，基本上都可以在早期发现。
相比而言，在中国，除非是病人自己有较强的保健意识主动要求，否则不会有人督促你去检查，在体检中心，这两项检查还常常要额外收取高额费用。
加拿大人目前的平均寿命能达到84岁，跟这种早期预防治疗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的先生由于从事与电脑有关的的工作，颈椎腰部一直不适。有次体检时跟查理随口一说，想不到他就立刻找来一套锻炼操的图示簿给我们，之后还时不时电话我先生督促他每天做操。
查理的“温暖”还不止于此。在加拿大东部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作为中国南方人，无法适应室外零下30多摄氏度的酷寒。有一次在室外呆得久了些，又对冰雪没有经验，右脚掌和后脚跟被冻伤，四处开裂化脓，一走路就钻心地疼，不得不去找查理看一下。
查理为此给我做了5次治疗，每一次都是亲手先用热毛巾把脚上的硬皮反复捂软，以减少在清理开裂伤口时的疼痛。而从清理伤口到上药，每次都要花两个多小时。如果在国内，医生多半也就开罐药，然后就让你回去“自愈”了。
脚好之后，为表感谢，先生特地买了两盒上好的西湖龙井送到查理的诊所，可查理马上谢绝了。像“雷锋”一样，他告诉我们，他所做的，就是每一个医生都会做的，并不需要特别的礼物来感谢。最后，他只收下了我们的一张感谢卡，并自豪地钉在了诊所的留言板上。
后来还有一次在餐馆巧遇，先生于是悄悄帮查理把单买了，结果查理稍后补寄了张支票过来，并附言表示感谢我们的好意，但也希望我们理解加拿大人的习惯。(瞭望东方周刊 西行录）
当我们要搬离渥太华的时候，打电话向查理告别，并诚心希望可以继续与他保持联系做朋友时，他这才主动提出一起聚聚。五年了，总算能请精心照顾我们的家庭医生吃了顿饭！吃完饭，查理又向我们推荐了他在温哥华做家庭医生的同学，还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整理的锻炼腰椎颈椎的图册作为礼物送给我们。
在国内，我们几乎已经形成了用关系或红包来换取医生重视的思维定势，这位尽职尽心却谨遵职业操守的加拿大家庭医生，实在让我们感动。
这也是加拿大家庭医生制度让我感慨的一点——查理身后，必定有一个设计合理、薪酬体面、让医生也备感有尊严的医疗体制，才让他如此肯为病人付出，却不在乎额外收入。
一个家庭医生的职业素养，是要靠好的制度来保障和激发的。
作为一个从在加拿大家庭医生制度中获益的普通人，每次听到国内纷乱复杂没有尊严感的看病方式和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总会感到一丝庆幸。与此同时，我最深的感触是，制度设计非常重要，一方面要让病人能有尊严地看病，另一方面，也要让医生工作和生活得有尊严。中国未来医患关系能否健康，可能特别取决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