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上图：1974年5月，作者申请办理来加拿大的合家相。
早在一九七四年，我们以家庭团聚为由，向加拿大政府申请移民入境，很快就获得批准。但随后却用了近六年的时间才迈出国门。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百废待兴，要离开中国大陆谈何容易。当时有海外关系的侨眷侨属，大部分都被视为异类，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我们要入境的加拿大刚好与美国相邻。因此，正常的出国探亲团聚的关系被扭曲了，更何况是迁居的移民。
当时，我七岁的孩子告诉我姑母，说我们要移民加拿大时，年以古稀的姑母对他说：“你们是异想天开！”儿子不明其意，然后姑母对我儿子解释说：“要想天上开出一条路来！”
我姑母是一位医生，因身体健康不佳，在家养病。她生活阅历丰富，饱经人生风霜世故，所以才对我儿子这样说。
过了大约五年半，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在开放改革不久以后，国内有关部门翻查积压多年的出国申请，经过一番政治审查，公安部门通知我们专程前往指定的地点、时间、集中开会。
还记得负责人强调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需要会见加拿大政府官员并接受问话：会见时衣着需整齐，毛发要修剪，会见时要以普通话回答，经过翻译转述给官员听，之后还需在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
完成所有程序并合乎要求以后，我们才能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出国护照及加拿大政府的有效入境签证，按中国政府指定的出境口岸出境。
我们在广州住宿约三个星期，在指定宾馆中接受加拿大官员的问话。他问我将来会从事何种工作，问孩子们在国内的入学情形，我们一一作答，他还用手模拟弹奏钢琴，微笑着对着我的妻子。我妻子点了点头。妻子在国内曾教孩子弹钢琴。
就这样，彼此在十分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了会见。然后，这位官员在“移民纸”上的若干地方都写上“OK”。
我们刚步出会见室，其他等待会见的同行者蜂拥而上围住我们，希望获得会见时的片言只语。但公安人员要我们立即离开，并不允许透露会见的内容。
几天后，我们被通知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大概是由于过分紧张，我们四人当中，有两个人的X光照片模糊不清。医生认为应当重新拍片，引起了我们不少疑虑，
虽然重新拍片未发现问题，但我们担心会产生新的枝节。因此，体检以后的心情是沉重的，焦虑难安。不知能否获得批准移民出国？还需要等待多长的时间？！
这次专程来广州，在单位请假一个月，集中开会接受问话及体检等，经济上的负担相当吃力。当时我的工薪每月仅四十多元人民币。
回家以后约一个月，我们收到了通知，可以前往当地公安部门领取出国护照。同时并转来了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给我们的文件及入境签证。于是我的一家就开始踏上移民的道路。
我们与亲朋戚友依依惜别后。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专程前往指定的检疫防疫机关办妥了检疫证件。这是离开中国大陆前的最后一道手续。
就这样，我们一家大小四口，在广州火车站登上了开往深圳的快车，火车行至“常平站”时，公安武警开始在车上检查全车旅客的证件，防止无证者偷渡香港。
列车抵达深圳火车站，我肩挑着行李（不像现在手拉行李箱的轻松），妻子拖拉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兴冲冲地进入海关边防检查所。
在大厅里，我见到了排队的两列队五。一列是排往香港的，有几十人之多，手持香港通行证或港英当局颁发的证件；另一列是经香港出国，前往其他国家的，人数仅六、七人，我们尾随其后。
过了一会儿，排在我前面的一个男子，比我的年纪大几岁，约五十多。在办事窗口前递交证件验证时，被斥责站在一旁发呆。我不明所以，后来听挑行李的人说，那是持假证件的。
然后我递交了所有证件，经过复核后，立即给了我“出国申报表”。我很仔细的阅读了各项申报的内容，如实填写，并把因出境换取的外汇及随身携带的结婚纪念品，全部堆放在申报表的一侧。
我们大小四人及挑担的随行行李，由六、七个检查者围住。他们以严肃锐利的目光凝视着，并询问行李中的内容。约十多分钟后，他们说可以挑起行李前行了。
我们一家四口就慢慢地沿着罗湖桥前的一条小路走，有三十多公尺长，小路的尽头是一道旋转闸门。有两个军人持着装上刺刀的步枪把守，在仔细核对护照内页所贴的相片后，让我们轻拨旋转闸门出境。
出了闸门后，我们步上了罗湖桥，踏上了香港九龙的土地。
上图：1983年5月，作者一家领取加拿大公民证。
过去一再接受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资本主义是人吃人社会的教育灌输，使我在刚踏上这陌生之地时内心惶恐不安。但无论如何，面对现实，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应赶紧设法与素未谋面的亲友联系才对。
进入罗湖火车站，港英政府的入境处官员在护照上给了我们三个月的入境暂时停留时间。当我站在火车站售票处前面，这时一位陌生的中年女子，衣着朴素，穿着淡蓝色的衣服，胸前佩着一枚小徽章，她以友善和蔼的眼光望着我，并逐步走近我。
或许是我的衣着和举止引起了她的注意，知道又一个初次来到香港的同胞。她以普通话自我介绍是车站的志愿工作者，协助解决出入境者面临的联系亲友的问题，并提醒注意自身安全。我听了以后，内心十分感激。这是我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所遇到的第一个好人！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岳母，知道了我们已经到达了香港九龙，为我们大小四口筹借了款项，在港购买了赴加拿大的单程机票，也购买了几件御寒的衣物如太空衣，及一些日用生活的简单补给品。
那时候，这笔费用按汇率折算，换为人民币是以万为单位的天文数字。我们每月的工薪仅几十元人民币而已。难怪同单位的工友过去曾对我们说：不如把这旅途的费用，寄来国内生活。
我们就这样匆匆上路，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远程的国际客运航线，我们需要在香港搭机前来加拿大。
我登上洲际客机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在机内坐定以后，陷入了片刻的沉思：我是一九六一年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的，那时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思想单纯，毕业时完全服从组织分配工作。
但在大跃进时遭遇大饥荒，国家调整工业战线，一些工厂下马关门，我的工作单位是其中之一。从此，我在国内的集体企业学非所用，摸爬滚打十八年，生活水平一直处在贫困之中。可以说是“三个一挂帅”，一穷二白，一贫如洗，一无所有。
当时我处在人生的中年，转换人生跑道意味着未来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从零开始，我应该加倍努力，才能解决自身的温饱，确保小孩子的成长。
在飞机上，空服员的服务无微不至，对旅客餐饮的供应令我们大饱口福。可以说。我们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牛排的滋味，还有炸鸡、烤鱼……最后是甜品，多种多样，这应是当时我们有生一来最感满足、最丰盛的一餐。现在的飞行餐则完全不可比较。
飞机航行了三个多小时后，在一个机场中转换乘。旅客鱼贯下机进入休息室，我注意到休息室周围有好几个大型的彩色电视机。电视机里不停播出视像，观看者则寥寥无几，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在国内时连黑白的九寸电视机都很难看见，为何这里的机场如此铺张浪费！？
后来，我们换乘一架有近三百座位的大型客机，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航行，于下午时分降落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国际机场上。我们步出机舱，在行李传送带上认取行李后，就在这里清关。
机场海关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新移民，请来了翻译。他们亲切热情地询问我们，以微笑欢迎我们的到来，让我们在这陌生的国度，首先感受到人间的暖意。
通关十分迅速及顺利，之后又是几个小时的飞行。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时终于到达了多伦多市。走入机场大厅，我与素未谋面的岳母及诸多亲友在激动与欢乐的气氛中见了面，就此结束了多年的移民路。
从最初的移民申请，直到踏足多伦多市，花了近六年的时间，这也是我的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以浅显文字记述，表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