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后 “降级” 的中产

不久之前，北美华人论坛上有人拿美国绿卡和北、上户口做比较，讨论哪个一个更值钱。其实这个话题在华人社区里已经随处可见，例如“上海人还会移民吗？”、“xx 户口和美国籍怎么选？”。

当然，类似的讨论在二十年前、甚至是十年前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单从 “钱” 上看，当年五十万美元的移民门槛显然要高于这些城市大部分的房产价格（如果把房产作为户口的门槛和标志的话）。

外国绿卡和北上深的户口，这两样东西，当然还掺杂着一些无法量化的情怀之类的因素，例如，民主社会、清洁空气、教育环境和社会地位之类。如果要强行做一个比较的话，最直观最有比较价值的方式，可能就是换算成金钱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各个“情怀” 进行横向比较。

那么在现在，即使把现在移民门槛看成一百五十万美元，把这笔钱换算成人民币也很难保证能成为国内一线城市的新市民（甚至一些强二线）。像民主、教育和社会地位这类的理由，则逐渐被华人玩不转的政治、一二代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问题，还有职场以及社会的玻璃天花板削弱了光环，而最重要的因素 —— 高收入，也在大部分人看来被高物价和税收所抵消。

用大半辈子的积蓄，等上个五六年甚至十年换一个绿卡，这笔帐好像突然变得不划算了。

对于那些不需要付出几十万美元，而是通过一些灰色途径获得国外户口的人来说，即使是低成本的获得一个国外护照，还是会产生看不见的成本。比如，为了保住美国护照而上十万二十万一年的国际学校，又或者在户口问题带来各种阻碍是纠结于在国籍之间做二选一。

反而是很多已经移民落地的人，开始意识到祖国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弥合了当时作为他们移民理由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差距。一部分人因此开始逆流回国。

于是，我们会看到北上深顶尖的国际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华侨子女面孔、等了好几年排期已到的上海移民主动放弃机会选择留在国内、还有一些人甚至开始寻找回国落户的门路。这其中主要包括了美国和澳洲这种老牌国家的中产移民。

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这种烦恼。有钱的富人和连生存都有困难的穷人，都有能为了其中一个理由而放弃其它所有的动力，前者可能是希望有一张能够“想走就走”的门票，而对于后者，单单是汇率带来的收入差距就足够了。

对于在财富光谱两端的人来说，之前的移民理由仍然好用，至于在中间的中产，尤其是以为出国之后能用积蓄换来一个更好或至少同等生活水平的正中间的那批人来说，这种逻辑正在失效，至少不像以前那么严密了。

即使有些人能意识到：出国之后生活会下降一个档次。但是他们理想中的通过汇率带来的工资上涨以及国外健全的福利制度作为兜底的安全网，过个十来年就能东山再起的情况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我们通过在澳大利亚的一些简单采访和网上搜索，发现了佐证这道理的一些例子。这个样本很小，可能无法说明问题，但能让我们看到或许会形成一股潮流的浪花，提供了几个从侧面观察这个问题的角度。

“中产不太适合移民，中产过来会消费降级。”一个老移民告诫说。

Lance Shi 在知乎上回答关于是否该移民澳洲的问题时称，专业方向较好的程序员在澳洲几年下来 10 万澳元是保底，15 万澳元稍好，有的人 18 万澳元也没问题。

这个说法得到了其他人的验证，有网友举了个身边的例子：一个国内工作5年的码农，北京开的 20 万的工资，澳洲公司给 9 万刀 base，相当于 45 万人民币，super（养老金）另算，而且不用加班，看项目分红。

但澳洲，特别是悉尼的生活成本比国内要高得多。城市生活指数对比平台 Expatistan 对北京和悉尼在衣食住行、医疗和娱乐方面做了一个对比，结果显示，在北京生活总体要比在悉尼生活便宜 37%。

物价成本缩短了汇率差距。Lance Shi 认为，虽然澳币现在的汇率约是 1：4.8，但是如果按照购买力算的话，换算成 1：2 到 1：3 之间才比较恰当。

“换句话说，如果是 15 万澳币的年薪的话，应该对应成国内差不多 35-40 万年薪的生活水平，而不是 75 万。”所以对于过惯了国内生活的新移民来说，即便按汇率换算薪水比国内高，生活质量也有可能会严重下降。

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种对比可能就更明显。2013 年到 2018 年之间，大批互联网创业公司集中上市，不少员工通过期权套现实现了财富自由和阶层跃进，身价暴涨千万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许多人周围。

论坛上曾经有一个老移民充满遗憾地抱怨说，作为当年宿舍唯一出国并移民的人，当初鹤立鸡群的他现在已经和国内几个进了创业公司的同学拉开了差距，只不过他是落后的那个，“风光了不过五六年”。

不仅如此，华人移民在海外职场上的“天花板”让他们的未来收入预期也大幅减低。

在澳洲某公司工作的马先生是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在过去几年，他的部门管理经理换了三次，参与竞争的他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

母语非英语的新移民职场问题一直存在。有研究发现，出生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南非等英语国家的人，在澳洲更容易成为最高层管理者。在澳洲的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当中，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占比高于在澳洲出生的人士。

与此同时，来自菲律宾、越南、印度和中国的移民则很少能担任最高层。

对此，马先生也总结了落败经验：“在实打实的技术上，我们华人的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很难进管理层。这里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和对本地习俗的了解有限，我和客户、上级的沟通，明显比本地人要差一截。这是很难改变的。而且当地人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我们都不善言语，只会埋头苦干。”

IT行业是技术移民的热门职业，收入落差并不是最大的。对于其他专业门槛相对更低些的工种，新移民的情况普遍更糟。

去年年底，Willa Li 和一批志愿者走上了悉尼的 Hurstville 街头，高举要求“涨薪”的标语，并使用粤语和普通话向路人派发宣传单。这是名为“改变规则（Change the Rules）”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呼吁华人在澳洲工作场所中得到更好的工作保障、更高的薪资待遇及性别平等。

“我听到一个故事，有人第一天上班，干了4小时后，老板就说‘回家，你的工作没了’。” Willa Li 说，对于餐饮等服务工种，老板现金支付“避税”以及克扣工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不是危言耸听，很多在国内风光的新中产因为社会融入问题，在很多行业都缺乏竞争力。谢先生是墨尔本的新移民，前年在塔斯马尼亚一家公司找到了新工作，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就失去了这份工作，而且此后七个多月一直处于失业状态，成为了贫困人口。

“失业比当初找工作还让人痛苦，那种失落的感觉很不好受。”谢先生对这段经历苦不堪言。

澳洲国立大学（ANU）的研究人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发出了 4,000 份模拟简历应聘一些基础岗位工作，来统计其面试机会的概率。他们发现，凡是用“非英语（non-Anglo）式”名字发出的简历至少要投递两次，甚至多次才能得到面试机会。

具体来看，中国名字的求职者则需要多投68%的简历，才有可能获得面试机会。

因此，如果不是技术工种，新中产移民们在海外就业形势并不容乐观。

根据澳洲统计局去年5月份的薪资数据显示，在未扣除税款和红利的情况下，澳人的平均周薪约为 1500 澳元，这相当于全职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 8.2 万澳元。而对于华人新移民来说，很多工种年薪仅在 4 万澳元到 5 万澳元之间，应届留学生毕业后的起薪也仅有 3 万澳元到 4.5 万澳元。

很多新中产移民的收入水平远远比不上国内，甚至会落入贫困线。根据《2018年澳大利亚贫困报告》数据，出生于非英语国家的移民群体的贫困率，要远远高于澳洲本地出生人士及英语国家移民群体中的贫困率。

当然，作为高福利国家，澳洲政府会给失业人士提供新起点失业救济（NewStart Allowance）。但这道最后的安全线也在逐步失守。

去年，政府将各种福利津贴的等待期延长至三年。它的结果是，如果新移民想要获得失业津贴、青年津贴以及各种育儿福利津贴和家庭福利，最多要等上四年。

文化差异也让华人新移民未能享受到所有福利。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中产移民普遍不愿意主动寻求救助。另外，很多华人都不清楚本地有哪些慈善机构，也不知道失业后自己和家人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天上掉馅饼”这种对西方福利制度的想象无疑是幼稚的。

很多人也从未想到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同样如此严峻。在过去的十年里，澳洲 19 岁至 24 岁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增加了46%。根据澳洲统计局的定义，“无家可归者”还包括住在避难所、公寓、临时住所或季度拥挤场所中的人。

“如果知道隔壁中产阶级社区的人可能也无家可归，许多人会感到惊讶。”澳洲国立大学的人口学家莉兹·艾伦（Liz Allen）表示，无家可归不是因为没有屋顶，而是因为没有一个安全的家，“澳洲的住房问题已经超出了露宿街头的传统观念。”

房价的连年高涨成为了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据统计，居住环境过度拥挤的人占无家可归者人数的近一半，而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生在海外。

新移民们成为了城市发展阵痛中的“背锅侠” ——似乎是因为这些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才让悉尼和墨尔本变得拥挤，住房变得紧张。

而为了解决城市拥堵和基建落后问题，澳洲在2019年削减了3万移民配额，还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新移民们必须现在悉尼、墨尔本之外的边远地区住满一定的年限才可拿到“绿卡”，否则免谈。

显然，这个政策加剧了新移民后“返贫”的问题，因为边远地区医疗条件的落后、就业机会的稀少，新移民们收入不得不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会大受影响。

相当讽刺的是，澳洲削减移民却不削减富豪，移居澳洲的世界富豪越来越多。

最新公布的《2018年全球财富移民回顾》报告显示，世界财富迁移趋势已经愈发的剧烈。在未来 5 年内，澳洲的超高净值人士规模将增长 22%。调查表明，对于亚洲及大洋洲其他国家的超高净值人士来说，澳洲被认为是首选移居地。

对他们来说，持续高涨的“反移民”论调似乎并不适用——他们不从事低薪工作，不要求福利和补贴，其后代也不会挤占公立学校的资源，因为私立学校才是他们的首选。

澳洲似乎只是个“保姆国”：投入 500 万澳元作为担保，每年只需要在澳洲住满 40 天，不需要考英语、不需要学历限制、不限制年龄、不需要相关工作和商业背景，就可以全家移民来澳洲享受生活。

而对于刚刚达到中产的新移民来说，是否应该移民的人生抉择越来越尴尬。就像开头说的那样，只有两种人适合移民，一种是富人，一种是穷人。

对于羁绊和责任最多的中产来说，想用移民来逃避种种问题，出了国之后只会发现，在老家要面对的问题在新环境中同样一个不少，找工作、买房子、孩子上学、父母养老统统跟着你来到大洋彼岸，甚至还因为环境和文化的改变而变得异常复杂。这样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宁愿在海外配置资产，而不是肉身出国，毕竟房子和股票变现的难度可比国籍要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