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高中留学的利益相关者
留学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活动。自费出国留学的实质是中国家庭购买海外学校的教育和服务产品。对于商业活动，利益相关者都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商业活动因素。R. Edward Freeman和David L. Reed在1983年提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Freeman & Reed, 1983）。2000年左右，理论界陆续给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层次分类别的定义和区分，避免了将所有利益相关者放在同一个层面进行整体研究的局限性（Post, Preston & Sachs, 2002; Friedman & Miles, 2002; Phillips, 2003; Miller, 2012）。
在教育学领域，因为与社会职业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在商业领域应用的概念，利益相关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进行。2000年以后，基础教育学领域对于利益相关者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parental involvement）和家校关系上（Crosnoe, 2001; DePlanty, Coulter-Kern & Duchane, 2007; Hill, 2018）。
从中国的教育观念来看，在留学活动里，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是留学生和留学生所在的学校。留学生是留学行为的执行者和利益实现者，是留学行为的主体，必然成为留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之一。不论是什么样的结果，留学的价值最终是通过留学生去体现出来的。留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帮助留学生在学生个人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基础之上，达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在加拿大，这种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与中国的教育观念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无论是教师为核心（teacher-centred）、学生为核心（student-centred）、任务为基础（task based）的教学法，还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出来的多媒体教学，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不同的教学法是手段，其目的都是使学生习得相应年级和课程应该学习、掌握和运用的知识，并且在短期来看能够运用于解题，在长期来看能够运用于生活工作的系统性知识。
除了学生和包括教师在内的学校工作人员之外，家长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是在中国教育理念里所忽视的。对于留学生来说，虽有“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古语，但是中国式“孩子到学校就交给学校”，“太远，我们也顾不到，一切就拜托老师了”的思想仍然占据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家长的思维。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的敏感阶段，更使得一些家长在与孩子的交流过程之中小心翼翼；自以为独立性的增强也使得一部分学生不愿意与家长交流。高中留学，加拿大高中接手的学生是一个半成品。这个半成品要从中国式的基础教育过渡到加拿大式的高中教育，特别是从生活习惯、文化认同方面使学生能够主动适应加拿大的社会环境，直面留学现实，勇敢战胜困难，家长在其中的精神鼓励和心理支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拿大高中教育大纲也将家长的参与视作是学生学业进步和成长的必要因素之一。“parents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ithin the school community, but they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through the attitudes they help to shape and the direct support they provide to their children.（家长不仅仅在学校活动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通过塑造孩子正确的态度和直接支持孩子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inistry of Education Ontario, 2010, p. 7）。这个角色更是一种领导者的角色。很显然，家长、学生、学校工作人员（包括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他利益相关者还包括学校所在的社区和城市，中加两国政府。主要利益相关者是与学生留学成功与否密切相关的群体或者个人。留学是一种走出去的行为，要求留学生要有全球化意识，所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与学生的全球化意识的形成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大家对于家长参与学生学习和学校活动已经达成共识，但是留学生领域家长参与是教育界讨论的盲点。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第一、与研究生或博士生阶段的留学主要是学生自己个人的行为不同，高中留学的主导人一般不仅仅是学生本人。高中留学的决定最终是由学生家长做出的。不论学生是否参与其中，留学的决策者和买单者是家长；第二、除非陪读家长，绝大部分高中或者以下留学生的家长远在中国，不可能像本地学生家长那样参与到学校教学活动之中；第三、中国家长普遍的习惯是孩子交给学校，缺乏主动参与以及主动与学校联系的意识——这一点也是在中国家长中容易被忽视的。
任何教育行为的成功和学生个人的成绩实际上都离不开学生、学校和家长这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三方合作。合作是一个互相影响，共同促进的过程，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影响。三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又形成一种循环影响的共同体。对于高中留学生在加拿大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和挑战，主要靠三方的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
从圈养到散养的过渡教育，应对中学阶段留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教育界对于过渡教育（transitioneducation）更多定义为小学到中学、中学到高中、高中到大学这三个时间点（The glossary of education reform, 2013）。特别是高中到大学，加拿大每个大学都有帮助大一新生从高中学习生活过渡到大学学习生活的服务。对于从中国到加拿大学习的高中阶段留学生来说，他们经历着在学习、社会环境、身心等方面的明显变化，并且可能对教育结果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The glossary of education reform, 2013）。所以，从中国到加拿大留学，留学生所经历的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过渡教育，但是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改变，留学生也或激烈、或平缓经历着过渡教育阶段所体现出的特点。因此，教育学上过渡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操作方法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学阶段留学生初到加拿大之后帮助他们既能在英语环境里使用已经在中国获得的各种知识，又能在自由的环境里保持自己的自律性。简单来说，中国的中学教育是一种圈养式的基础教育，加拿大的大学教育是一种散养式的高等教育。过渡教育衔接了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对于来自于中国的高中阶段留学生来说，不仅仅是心理模块化理论（psychological modularity）之下所理解的中学生利用学生的认知能力，将学生在汉语环境下所习得的知识以英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以此为基础在英语环境之下进一步习得知识（Cummins, 1981, 1994; Gallistel, 2000; Fodor, 1983），还包括从行为习惯上与西方教育、与加拿大教育接轨。这个教育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目的是使留学生能够平稳过渡到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学习成绩是每一个留学生的硬实力。成绩有高有低，决定了可以上什么大学。行为习惯的养成是留学的软实力，决定了留学生可以走多远。
这种从圈养到散养的过渡教育，是前述三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的过程，是一个从青春期三观培养形成开始，而不是随着留学行为而开始的教育过程。对于家长来说，留学之前的准备和留学过程之中家长的角色绝对不仅仅是资金上的准备和投入，更重要的是以主动积极的姿态，适度参与到留学活动之中去。过渡教育，在加拿大高中里提供给留学生的是按照加拿大的规范对留学生进行进一步塑造。这种再塑造的过程目的是使学生平稳过渡到加拿大高等教育。
高中阶段的留学生，是过渡教育的载体，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末期，三观已经基本形成。加拿大高中所接受的学生，是一种“半成品”。这个“半成品”的起点是在中国的学校和家长。基本上所有在加拿大留学受挫甚至失败的案例，都可以追溯到学生在中国学习和行为习惯上的问题。所以，试图解决目前高中阶段的留学生所面对的大部分问题，需要追根溯源到中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从源头上防微杜渐。如果留学生过渡教育的时间点不延伸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指望加拿大高中对一个已经在歧途上的学生有多少有效的修正，即使学生暂时在严格管理的学校遵守纪律，但是到了大学里，这样的学生多半还是会回到自由散漫，留而不学的老路上去。
第一、家庭教育在留学行为开始之前至关重要，家长的角色在留学过程中更有不可取代的心理稳定作用。
留学，必须是主动选择后做出的决定。这个主动选择可以不是孩子最先提出来，但是最终得由孩子做出决定。有的家长听着别人家的孩子出国，出于羡慕和攀比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出国；也有学生觉得高考甚至中考是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为了逃避中国的考试和学习压力才选择出国；更有家长，是在中国管不住自己的孩子，或者不想管了，或者夫妻要离婚了，于是让孩子出国留学。所有这样情况之下的留学，都是被动留学。被动留学的学生和家长，没有真正认识到留学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与其说选择留学，不如说是在选择一条逃避眼前困难的道路，实际上问题和困难依然存在，为孩子到加拿大留学埋下隐患。大多数带“病”留学的学生，最终会留而不学。
作为孩子留学行为的投资人，在留学行为开始之前，家长必须对留学是什么，留学加拿大是什么，加拿大各种高中类别，加拿大大学的类别有一个基本的常识性了解。这种了解不是道听途说，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信息。在留学过程之中，了解统一的要求，比如高中毕业要求，义工要求等，比如具体到某一个学校对于学生在学习和纪律上有怎样的要求。这些统一的要求，在留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都有过详细的指导，甚至有的学校以协议的形式对家长和学生进行过详细的行前培训。一方面，家长可以事先在网上了解这些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要把家长与孩子的交流时间固定下来，比如一周一次，在交流过程中与孩子交流这些家长已经得到的信息，考察孩子是否清楚这些政策性规定。如果一个到加拿大高中留学几个月甚至一个学期的学生，依然不清楚这些规定，家长需要警醒孩子在加拿大是否是在用心留学了，究竟这几个月孩子在做什么？如果考勤没有问题，上课是否人在心不在？家长不需要做到专业，但是也不能“我们什么都不懂”。
家长了解留学信息，并不代表家长代替孩子做除了留学之外的任何事情。孩子出国留学，首先是要学会半独立生活，学会从中国那种父母包办到独立生活的过渡，才能谈从圈养到散养的过渡以适应加拿大的留学和生活。很多家长一手包办了孩子出国之前的各种材料的准备工作，甚至孩子懵懵懂懂地就被父母送上飞机。一闭眼、一睁眼，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家长的观点是“孩子只需要搞好学习就可以了”。留学生活，拼的不仅仅是学习，还有个人能力的培养和提高。2017年年末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生不会做番茄炒蛋，通过微信咨询父母的事情刷屏网络。凸显了父母包办给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带来的危害。包办，暂时的方便和快速解决问题，给孩子造成的是长期不能“断奶”，形成一种依靠他人，没有主见的思维定势，甚至有的学生认为闯了祸，会有父母帮忙“擦屁股”。留学的主体是留学生本人，自己的事情不走心，不会有有质量的留学。
我在后面谈学生方面的时候会详细说到学生的自律性和其衍生品质对于留学的重要性。自律性的培养实际上是从中国的学校和家庭开始的。甩手掌柜式的家长培养不出孩子的自律性；亲力亲为严加看管的家长更可能掩盖住孩子存在的问题。如果自律性不是一个学生的自发行为，而是被严加看管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学生反而可能在留学之后放飞自我。其行为会让家长大吃一惊。所以，家庭教育对于留学的准备，要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之中有意识培养自律性，要在决定留学之后有一次或者多次认真的谈话，让孩子真正认识到留学是什么，自律性在留学过程之中的重要性和关键作用是什么。家长必须让孩子参与到留学准备、行李整理，直至最后成行的整个过程。在出国成行之前有一个家长与子女之间的正式谈话更是必要的，不仅让孩子知道父母为了留学做出的辛苦，更从实际操作中明确留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付出怎样的努力。
在加拿大，大多数接收留学生的学校没有统一的宿舍和学生生活管理，而是分散居住在学校周围的寄宿家庭。即使有统一宿舍和学生生活管理的寄宿制学校，当孩子遇到暂时克服不了的困难，甚至是心理问题的时候，寻求帮助的第一目标依然是父母。中国家长往往重成绩、轻心理，而留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常见。对于有心理问题的且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解决心结的学生，回到父母身边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在留学期间，家长要通过各种渠道，或直接或间接地及时了解孩子在留学过程中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注意间接渠道（例如学校老师的报告）了解到的孩子异于在中国的行为和状态。对此，家校之间的常态化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第二、加拿大高中在过渡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
虽然低龄化留学是一个趋势，但是近几年来自中国的高中阶段留学生还是以读11和12年级为主要群体。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圈养教育过渡到加拿大高校的散养教育，除了要完成进入大学所要求的学业，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之中脱颖而出之外，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是加拿大高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高中阶段留学生来说，以在中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为基础，在学业成绩上尽量达到所能达到的目标和行为习惯的继续培养是可持续留学的基础。
传统的加拿大高中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普及型公民教育而不是以大学升学为目的的教育。全加拿大最大的教育局多伦多公校教育局的宗旨是“to enable all students to reach high levels of achievement and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values they need to become responsible members of a democratic society（使所有学生达到高水平的成绩，获得成为一个民主社会有责任感的成员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 mission statement）。所以，在公校教育系统里，能够看到各种对于生活技能培训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明显不是升大学所需要的。
现实地说，中学阶段的留学生到加拿大来学习，其目的绝对不仅仅是高中毕业，而是从高等教育毕业。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来说，加拿大中学教育所要做的事情是一方面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能力，特别是在标准化学术英语考试（例如雅思或者托福）方面的系统化训练，另一方面将学生在中文环境中习得的知识迁移到以英语为表达媒介的知识表述，并且以此为基础学习新的知识。
对于在适合的语境之下，第二语言学习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同龄人所表现出的语言水平，学术界和教学第一线的研究早已给出的答案是需要两年时间达到非学术为目的的社会交际语境下的语言流利，而学术为目的的语言流利则需要5-7年，甚至更长时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Cummins, 1981, 1984, 2000; Collier, 1989, 1992; Shohamy, 1999; Hakuta et al, 2000）。可见，在适合的语境之下，第二语言的学习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渐进过程。
但是，对于以学术为目的的语言流利，高中阶段的留学生显然不可能用5-7年时间沉浸在系统的英语环境中以达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理论界所认为的英语为母语学生的学术英语水平，而且高中英语学习从内容上讲更大程度上是英语文学学习而不是学术英语学习。留学生除了像本地学生那样需要在高中英语方面，还需要在以雅思或者托福为代表的的学术英语标准化考试上取得合适的成绩。所以，留学生的英语能力的提高，实际上面临着“双线作战”，需要学校在高中英语（英语文学方面）和学术英语两个方面都提供支持。
这种对留学生的支持，不是像一些家长所希望的，把学生放在一个基本上是英语为母语的环境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类似于把一个刚刚学会游泳的人，没有任何过渡就放进深海里扑腾。现实的效果是学生经历一番艰难的历程。如果学生跨不过这个艰难的历程，那么会变得要么内向甚至自闭，要么和周围仅有的几个说汉语的留学生在一起。这种基于同种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的归属感，是任何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的天性，不仅仅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存在，而且在其他族裔的留学生群体里一样也存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交流是前述非学术为目的的社会交际语境下的语言流利。日常口语交流能力不足实际上不是中国学生语言基础的问题。大部分高中阶段留学生不缺生活英语单词的积累，不缺相关语法知识，而是缺乏反复训练的结果。如果留学生在加拿大高中阶段主动接触社会，加拿大高中将留学行前准备延伸到学生在中国的时候进行短期生活英语强化，日常口语交流这一关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突破。
在高中课程的学习方面，一个比较让留学生和家长关注的话题是一些学校所谓的“压分现象”。实际上，绝大多数教师并不是刻意压分，而是忽视将学生已经在中文环境中习得的知识迁移到英语环境之中，并且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学习新的知识。受到语言能力和中国传统内敛型文化的限制，大多数留学生在语言表达方面逊色于本地学生，也就是说留学生不能完全将自己所思考的东西用文字或者口语准确地表达出来。对于学生一方来说，中国学生要敢于清晰表达出“我理解了”、“我知道了”、“我不懂”；对于教师一方来说，不仅仅是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更应该重视知识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迁移作用，充分利用学生在母语环境下已经获得的知识积累作为发展提高的基础。只要在中国的学习基础良好，这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知识迁移是可以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就差强人意，这样的学生到加拿大以后不仅仅要面对语言的挑战，更要学习本应该在中国已经获得的知识。学生和教师的目的是相同的：让学生掌握高中课程教学大纲上所要求的知识点。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教师所要做的事情是鼓励学生表达出哪些知识已经掌握，哪些知识还有所欠缺甚至还未掌握，事半功倍进行教学活动。
当然，加拿大高中所针对留学生的过渡教育不仅仅是学习上的知识迁移，帮助留学生适应并且学会遵守加拿大的社会和行为准则，以及从一个中国式的家庭社会向加拿大式的社会生活过渡，进而成长为一个全球化环境下的世界公民。
但是，加拿大学校的角色绝对不是单纯的“全面照顾”。过分强调全面照顾只不过保姆的角色从父母换成的加拿大的学校，只会让学生觉得有依靠，“断奶”举步维艰，看似短平快但是对学生的成长弊大于利；过分强调独立性，只会让刚到加拿大的学生觉得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怎样做。加拿大学校所扮演的在生活上过渡教育的角色应该是从全面照顾到独立性的角色，其过程中应该是一个教授技能—学生主动练习/实践技能—纠正完善技能—融入加拿大社会行为习惯和准则的过程。在学生刚一入学的时候，对学生进行系统性的培训讲座训练，以案例的方式教给学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样正确合理地与人沟通交流。在学生学习生活过程中，观察并且纠正学生的不合适甚至错误的行为。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的主动性是决定这个过程长短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个在加拿大高中里从全面照顾到明理自立的过渡过程，是起于在中国的教育的过程。不论是留学活动的哪一个利益方都要清醒地知道留学不是解决孩子在中国的各种表现出来的或者是潜在的问题的万灵丹，留学也不是一些家长管不住自己的孩子或者不想管甩包袱的行为，完全指望加拿大的高中能够将一个留学生改头换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留学更有可能使一些原先已经积累的甚至被隐藏起来的问题爆发出来，使得家长鞭长莫及。所有留学失败的案例，其隐患都是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埋下。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在行为习惯上如果不在中国做好准备，留学生才真的是输在起跑线上。
第三、除了成绩，留学生需要做到什么
有专家指出了低龄留学生需要从能力、心理和文化上进行准备（张芷晴、刘宝花，2012）。对于这三个准备，以自律性为基础的主动性、合作能力、独立性、沟通和表达是对即将步入成年的学生的具体准备措施和基本要求。这四个要求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是一个留学生能够在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中学留学是为大学留学做准备。这四个特性也应该在中学毕业之际基本掌握。学生应该非常清醒地知道，任何过渡教育都是暂时的、指导性质的，是对学生技能培养的辅助，而不是代替，更不是学生可以当“甩手掌柜”的借口。
主动性应该表现出对于信息的主动捕捉能力，包括因应现在要处理的事情获取相应的信息和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必要的信息收集和准备。如果学生缺乏主动性去了解并且理解信息，或者看了也就是看了，没有走心，信息的发布，对于某些缺乏主动性的留学生个体来说没有任何作用。主动性还应该表现在对事情的主动推进上。学习和大学申请的主体是学生本人。其他人，包括学生的父母，都不是留学的主体。如果学生不知道主动推进事情的进展，周围的人提醒千百遍也不会有多少作用。
主动性还表现在对于自我时间的管控和管理上。在非学习的事情上充满主动性，直接可能导致学生昼伏夜出的作息。该上课的时候昏昏欲睡，晚上精神百倍夜生活，还跟父母报告晚上写作业到后半夜。长此以往，除不仅留而不学，更严重伤害学生的健康。
主动接触其他人，才有可能培养自己的合作能力。这种接触不是在游戏里接触虚拟的世界，不仅仅表现在课堂和课后关于学习上的小组活动，而是在个人能力的培养上主动接触老师、接触同学、接触一同租住一个房子的人，接触社区里的本地居民，同时在接触合作的过程中，学会心怀他人的能力。
举例说明，如果一个高中有完善的大学咨询和申请服务，合作能力在大学咨询和申请过程中最大的表现是主动和升学指导老师联系，共同商量大学规划和大学申请，以及获取大学申请后推进申请应该做的事情。加拿大的教育所强调的是，在学生有好成绩之前，他必须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大学规划和申请的主体是学生，最终还是靠学生的主动性和合作能力，在指导下推进进行。那种缺乏合作能力的学生，要么甩手掌柜型，要么自以为是型，基本上不与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联系和交谈。
在主动与他人接触方面，有些学生说我周围大部分或者全是中国留学生，非中国学生很少。留学生中间同族裔的学生扎堆的现象不仅仅在中国学生中间存在，其他族裔也有。但是，学校只是社会这个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不去汪洋大海里接触更多的水，只自我困守在一滴水。缺乏主动合作的能力，缺乏走出去的动力，却怪周围的环境。各种留学失败的案例里，典型特点是人在加拿大，很少与外界接触。
在与留学生的接触过程中，我常常遇到这样的学生，他们在中国貌似被父母喂养得很好，除了学习什么都由父母来代办。到了加拿大后，这些学生可能继续被亲戚喂养，以至于准成年人了，生活还不能自理，凡事需要依靠其他人。一个17岁的加拿大学生应该可以独立完成很多事情包括去银行取钱，但是，不会去银行取钱的事情经常发生却经常发生在中国留学生。
与主动性类似，很难说这些准成年人的学生没有独立性，因为这样的学生能很独立地去网购、去花时间研究游戏的打法，却不能相对独立去接触并且积累本地生活经验，不能相对独立去寻找感兴趣的大学的相关信息和义工机会，花很多时间在与留学无关的事情之上，等靠要的态度在适应本地生活和加拿大留学上表露无遗。
独立性还表现在一种盲目的“独立性”，即前面在讨论合作能力里提到的，自以为是，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和信息的收集分析，就去做任何事情，最后牢骚满腹，当键盘侠去网上吐槽——自以为是处理问题，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最应该反思的是学生自己，而不是找客观理由。这样的独立性不是真正的独立性。真正的独立性是建立在主动性和合作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闭门造车，根本无法判断找到的信息是否真实并且适合自己的情况。
与人沟通的能力不仅是词语表达的能力，更体现出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之前的三个特点，主动性是基础，使学生对自己留学的事情有责任心；沟通与表达促成人与人之间健康的合作关系；而相对的独立性，使得学生不至于人云亦云，对自己的实力有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越来越依赖电子产品进行交流；00后的一代，更是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谦逊有礼、明理自立已经只是部分留学生所表现出的社交技巧。对于寄宿家庭、对于学校的教职员工，我交钱我就是大爷的心理或多或少在滋生和蔓延。沟通与表达能力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积极配合解决问题的态度，还是抱着吐槽的心态，各种抱怨层出不穷。一些学生抱怨的往往不是学习，不是对自己还有什么不足的反思，而是盛气凌人的态度去抱怨客观因素，似乎抱怨已经成为这一代某些留学生的标志之一。这种“学闹”心理为基础，产生的现象是什么？加拿大排名越高的大学，加拿大管理越严格的大学，在网上被中国留学生骂得越多、骂得越惨。学校按照一贯的评价标准去筛选学生、评价学生，一旦出现困难和不适应，学生不先反思自己是否做到了应该做的事情，反而吐槽学校的服务不好。
社会环境是一个客观环境。作为留学生的个人要做的事情是适应客观环境，而不是让客观环境迁就留学生个体。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加拿大大学更是一个竞争的社区，更可以说是一个战场。没有以自律为基础的主动性、合作能力、独立性和沟通与表达能力的丧失，在这个战场上生存的余地非常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