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很大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在申请入学时都有被美国常春藤名校拒绝的经历，从上图数据可以看到2015年常春藤名校的平均录取率只有大约8%。
但如果你认为8%是一个还能接受的比例其实就大错特错了，因为8%是针对所有报考者的，具体到中国留学生的录取比例可能不足0.8%。
以2015年数据为例，传统的八所常春藤学校加上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录取学生总人数为26331名，其中大概20%是招收国际学生，也就是大约5200名。
按照中国学生占国际学生30%的惯常比例，计算得出大约是1500名。1500名当中还要把一大半数字留给那些已经身在美国本土和英语体制国家上学的中国学生们，因此来自中国大陆被录取的人数大约也就600至700名左右，而2015年到美国留学的人数估计超过25万，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人会选择申请常春藤名校，所以有幸入读这些名校的中国留学生要意识到：你可能是每1000个人里最后脱颖而出的那8个人！
不过，申请失败的这992名学生我相信也是非常优秀的，至少在中国家长看来这些孩子们都拥有了足够好的成绩才去申请，但为什么还是会被拒绝呢？
在此我想和大家先分享一下，美国这些顶尖的大学最早的起源和后来的发展，因为这影响到他们到底要招什么样的学生。
在美国，第一个成立的知名高等学校是哈佛（创建于1636年），接下来是耶鲁（创建于1701年）等学校。哈佛这个名字是为了感谢以及纪念约翰·哈佛牧师在创立初期对学院的慷慨捐助而取的。在学校创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学校的领导者也都由神职人员担任。所以，那个时候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和价值观跟宗教非常息息相关。
随后的两百年里，由于时代更迭和需求演变，这些名校也逐渐扩展出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同时也提出了Liberal Arts Education。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有人称之为通识教育，指学校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该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也就是说学校不只是教你一门学问，而是让你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个成功人士。
而在最近的数十年里，由于全球化的风潮崛起，美国顶尖名校的培养方向又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已经转变成为帮助学生成为全方位的、世界级的领导人，就是所谓的Well-grounded World Class Leader。基于这个理念，美国顶尖名校想找到和想培养的学生已经完全不再停留在考试成绩上，更希望看到他们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创造性思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最重要的是要勇于承担领袖责任并对他人产生价值。
对于这一点其实中国学生了解的并不深刻，而且美国学校并不会白纸黑字写在招生简章里，所以不仅是中国学生，中国家长更是很难明白这背后的深意。
他们可能只是根据自己看到的，或者根据留学辅导机构列出学校对申请资格的几个书面要求，例如托福成绩、SAT成绩、课外活动等，努力帮助孩子做到并填入申请表里。
但只做到这些就能让美国顶尖名校录取你的孩子吗？我认为远远不够，甚至从一开始就输掉了这场竞争。
孩子和家长需要真正认识到学校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生和他们想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了解了这些之后，再有针对性地、悉心地培养孩子，让他们从心底里认同这样的方向，从本能上具备这样的兴趣和反应，从早期就锻炼出这样的素质和能力。
讲回我的母校，也是我最熟悉的斯坦福大学，在斯坦福面试官的脑袋里，有哪些素质是他想在和你的面试中看到的呢？
TOEFL、雅思、GRE、GMAT和SAT、ACT这些考试成绩当然很重要，相信这也难不倒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谈及这方面。
能够进入面试的学生们大多有着优秀的成绩，也会提供丰富的课外活动经验证明，可是光阅读这些纸张上的东西却不能让面试官完全认同和相信你，而这也是他想要通过面试来观察你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面试官很希望看到学生在面试过程中展示出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和乐于合作分享的意愿。这背后的逻辑是在于斯坦福大学希望学生在校园里的生活能自律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对别人产生价值。
试想一下，假设某个学生有首屈一指的学习成绩，但是如果这个学生言而无信，不能履行应有的义务和责任，甚至故意逃避和欺瞒别人，这样的人其实不能够帮助别的同学，更不会对社会产生贡献，那么这个同学对于斯坦福这个整体而言其实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如果另外有一个同学，虽然成绩较前者相对弱一些，但是在面试沟通中展现出了很好的担当、分享和合作的精神，那么面试官就有理由相信这个学生在斯坦福的学习，不仅仅对于他自己，对于周围的同学也会有促进的作用。
我在斯坦福学习的时候创立了亚太地区学生企业家协会（Asia-Pacific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Society，简称ASES），这是一个以团结和教育未来世界级商业和技术领袖为宗旨的国际大学生组织。
创立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项目，目的是让斯坦福亚裔留学生跟亚太地区有更好的互动，于是我们计划带斯坦福的学生去亚洲各个有代表性的学校和企业。当时因为团队里有来自北京的留学生，所以在第一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去了北京，跟那里的一个重点中学产生合作，和他们交流创新的话题。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第一期项目可能对中国学生很有帮助和启发，但是对斯坦福学生来说，受益还不是最大。
于是第二年我们决定转变思路，考虑是不是可以去亚洲的企业做实习。当时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马上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从最初的可行性探讨到后期的实施规划，我们做了一系列完善的规划。
但到付诸实践时，面对资金问题，大家又犯了难。这时候，我在大学期间建立起的人脉关系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通过与我私人关系不错的一位教授，找到了当时惠普公司的全球销售高级副总裁，他是惠普公司华裔员工里职位最高的一位高管。因为有教授的推荐，我很快就见到了他。当时我跟他说了关于组织亚裔学生去亚洲企业实习的想法，我问他“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能把斯坦福包括硅谷的一些创新思考一起带去，加上我们组织成员都来自亚太区，不管和那里的美国高管还是当地本土员工交流都会非常有效果。”他说“很好！我很支持你！”当我问他能否给我们提供相应赞助时，他答应得十分爽快“没问题，我赞助你，有好的想法就要敢于去实践！”正是通过教授的推荐、同为华裔的人脉关系和积极分享自身价值的观念，我成功地拉到了这次项目的赞助经费，解决了当时颇为棘手的资金问题。
勇于承担领袖责任并对他人产生价值的观念也直接影响了我的未来，毕业以后，我在一个同学的推荐下加入了英特尔。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让我发挥能力，我开始获得了非常多的机会，我既有机会做一个软件工程师，又有机会做英特尔内部的相当于一个创业部门里的市场开发，也有机会在无线部门里面做产品经理，还有机会在英特尔投资部门里从事投资。
那时候的我觉得做产品经理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需要跟所有的部门进行合作，不管它是软件、硬件部门，还是生产、市场部门，我都是最后的协调人和负责人。我虽然不直接管理任何人，但是我最后要负责这个产品的成功。所以我“被迫”快速去学习，拼命提高我的说服力、影响力和沟通能力，而且我还要思考：到底我能提供给别人什么价值？别人到底需要什么？和不同部门在有争论的情况下，怎么帮助他们快速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和融合点，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往前走。
在英特尔做Centrino（迅驰）产品经理的时候，我很快地认识到：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也没有直接权力去指挥一些比我经验多很多年的人、一些职位比我高很多的人，甚至有些时候我想即使有绝对权力也未必就能让他们完全认同我。
然后，我也很快地发现：唯一能让我成功完成任务的关键，就是我要快速地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优点，理解他们的难处，帮助他们做到他们想做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做出这个产品，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可以影响世界的伟大产品。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让他们感觉到我是真心实意帮助他们，那他们也会积极地帮助我，做到我想让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共赢是我在英特尔收获到的，也主导了我以后所有工作上的做事作风，但最早在我心里播下这个种子是来自斯坦福大学时期。
多年后，当我回到斯坦福大学和教授们聊起当时英特尔这份特别的经历时，他们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这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学长前辈走过这条路，一直以来，这些美国顶尖名校的最高目标就是：
寻找和培养那些勇于承担领袖责任并对他人产生价值的Well-grounded World Class Leader.
作者简介：黄征宇，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白宫学者、亚洲协会21世纪青年领袖、考夫曼基金会学者、萨尔兹堡全球论坛学者、宇沃资本美国董事长、英特尔前董事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