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鉴于过去数年间不平静的校园实在太多，很难说哪一所学校是被关于政治正确的争斗搅动得最厉害的。但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绝对应该进入候选名单。
这里的一系列事件都受到了广泛讨论：校方曾被要求对可能在阅读《安提歌尼》(Antigone)时感到心烦意乱的学生发出所谓的触发预警；接到过关于一间校园食堂的投诉，认为那里的寿司做得相当不讲民族工艺操守；还收到一份请愿书，敦促其设置一个最低成绩只能为“C”的学期，以便让那些逃课或为了参加社会活动而错过上课的人不必在学业方面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共有1300名学生在请愿书上签名。
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这些学生把自由主义变成了狭隘的极端主义。但他们的行为还证明了别的东西。
欧柏林的学子以及其他大学的学生，如果没觉得自己基本上掌控了一切，或许就不会如此大胆地行事。动辄敦促校方按其喜好设定规则和秩序，说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消费者的样子——即设定条件的一方，永远正确的一方——也说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正被当成消费者来对待。
大学正通过创新吸引并服务于新一代学子，与此同时，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高等教育领域最为惊人的转变。
这种转变甚至在学生入学前与学校的互动中就有所体现。为了增加本校收到的入学申请数量，并尽可能招揽到更多的最佳毕业生、年级长和足球队长，那些学校像商贩一样来到学生面前，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博取他们的好感，并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货品’。
都有哪些‘货品’呢？许多大学都装修了宿舍，并提供多样化的餐饮选择，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在更加舒适的环境中放松身心，也能尽情享用花样更为繁多的餐点。为了招揽学生，并让他们满意，一些大学还配备了一流的健身中心、装备精良的娱乐中心，以及其他的便利设施，而这些东西和学习之间的关联相当薄弱。
北卡罗莱纳州高点大学(High Point University)正进行耗资逾20亿美元的升级换代，其中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资金被用来建造休闲设施，譬如一片果岭，一个游戏厅，一辆冰淇淋车，一家可以免费看电影吃爆米花的电影院。
有着游泳池、滑梯和人造河流的校园水上公园如今已经变得颇为常见。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不久前规划自己的水上公园时，决定用人造河流拼出“LSU”字样，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对其他学校的水上公园的简单模仿，而且会让它们相形见绌。
“我们投入所有这些资源打造出来的，基本是带有图书馆的乡村俱乐部，”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长期致力于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告诉我。比起别的学校，他说，斯沃斯莫尔学院较为抗拒这种趋势——那里没有水上公园——但并未完全免疫。没有任何一家学校能够免疫，施瓦茨认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费和其他费用的上涨造成的。当学生家里一年需要支付6万美元或更多学费的时候，相关交易就具有了明显的商业色彩。
“费用上涨了，”施瓦茨说，“家长们就希望物有所值。他们衡量价值的方法各不相同。我们提供那种价值，就推高费用，进而催生出更多需求，如此循环往复。”
但不同以往的不仅仅是校园里的便利设施。我记得自己在1980年代初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时，从未填写过评估教授教学表现的表格。这类表格当时可能存在，但并未得到持续利用，也没有人带着哪怕一点点急迫之情将其拿给我们。
等到2014年秋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教书时，情况反转了过来。学生要想看到特定科目的成绩，必须填写内容广泛的报告卡，给该科目及授课教师等多个方面打分，或者正式拒绝填写报告卡——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学生打出的分数被传达给授课教师，但打分者的名字会被抹去。
我认识的很多教授都说，这差不多是通行的做法。这种惯例，连同供学生给老师打分的网站，会极大地影响一名教师的课程能否吸引到足够多的学生，并影响他或她的声誉——从而影响他或她的职业生涯。什么东西最有可能让学生对教授感到满意？什么东西最有可能带来如潮的好评？是教授打出的分数。因此，分数虚高的情况如此显眼、如此普遍，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学生很容易就能得到“A”，“B-”以下的成绩难得一见。
学生接收到的信息是，一切都由他们做主。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校长凯瑟琳·邦德·希尔(Catharine Bond Hill)告诉我，她在1980年代开始授课的时候，学生从来不会跑来抱怨分数太低。她还说，“那时候，你可能拿到‘C’。”
“如今，学生会跑来抱怨自己得了一个‘B-’，”她说。
这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学生对自己的教育绝对该有发言权，而且可以用这种办法来督促教授和管理人员，让他们更加负责。“教职人员可能会非常抗拒改变，”施瓦茨说，“而自认握有权利的学生会对他们施加必要的压力。”
旧有的做法显然并不完美。“教授以前有点儿像是神职人员，”以近年来的校园骚乱为题写过大量文章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告诉我。“这可能会让质疑和争论受到压制。”而这两者对学习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种模式顺理成章地过时之后，就产生了对新模式的需求，海特说当前最盛行的两种分别是“治疗模式和消费者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学生把大学当成家和治愈场所。在第二种模式中，学生把大学当成供应商——提供具有可量度性的商品和理应达到其要求的服务。
这种模式本身有许多不足之处。西卡罗莱纳大学(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英语系助理教授內特·克罗伊特尔(Nate Kreuter)在题为《消费者心态》(Customer Mentality)的文章里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这篇文章于2014年发表在了《高等教育界》(Inside Higher Ed)上。
他提到，校方“会在该让学生对其行为负责之际犹豫不决”——不论后者是犯了罪，还是违反了常常“颇为可笑的大学里的道义规定”。他还指出，许多学生都抱有这样一种期望：他们购买大学教育之后，自然能够得到一份工作。仿佛上大学本身就是精准的职业培训，仿佛这个过程是可以预料的。
“生活显然不是这样的，”他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感到幻灭的学生。”
但消费者模式会对他们的实际教育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教导学生和服务消费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施瓦茨教授说。“老师见多识广，他们应该告诉学生哪些东西值得学，哪些不值得学，而非迎合需求。”
但极其常见的情况是，他说，“我们让学生以为，他们有能力像我们一样知道哪些东西值得学。我们还对学生的适应力越来越差负有责任，因为我们总是竭力满足他们的需求，以致于他们从来没有遭受过挫折。这样一来，等到出了岔子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惊人地脆弱。而岔子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他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在许多大学里，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并前往校园心理健康诊所寻求帮助的学生人数急剧增加。
“我将其视为对智识乃至道德责任的一并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