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精髓：让学生成为专才之前，先成为通才！

到2021年，美国建国才245年历史，但耶鲁大学建校却有320年。没办法，北美大陆特别是东北部的新英格兰这块地方，先有文明，后有国家。这跟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历史悠久，现代大学的历史则短得可怜。

历史悠久，在这里沉积。纽黑文是座小城，位于纽约和波士顿之间，耶鲁大学最早的校区在市中心，然后一点点向外延展，特别是向北，爬过缓坡，登上科学山。从南往北步行穿过整个校园也就是30分钟，谁不愿意走在新英格兰初秋的阳光里呢？

耶鲁大学的建筑大多有历史感，哪怕新修，也尽量融合到庄重静穆的画风之中，研究生院就是代表。

沉积至今，耶鲁有14个学院，其中一个本科生院，一个研究生院，12个职业学院。职业学院跟国内对这个词的理解有别，指商学院、法学院一类专门学院——耶鲁立校之本是通识教育。

积淀深厚也造成了麻烦。耶鲁有校部，但你把它看作14个学院的自由联合体就好。每个学院都自行决定课表，也自行决定每年秋季开课时间。作为耶鲁世界学人，我有在全校跨学院任意选课的特权，但跨学院这三个字与各学院自行其事的现实相遇，就给习惯国内统一规划的新来者如我制造了许多头痛的事。

而且，耶鲁周五一般没课，但如果遇到下周一是节假日，则将当天课程提前到本周五。2016年9月5日周一是美国劳动节，课程提前，于是开学的第一周，我乱成一团浆糊。

让人眼花缭乱的选修课

开学前两周是耶鲁的选课季，耶鲁人称为shopping period，很形象。所有课程第一节课都是教授简介课程，说清要求。学生们先感受再决定是否选修。

耶鲁一年开多少门课？有个专门指导世界学人选课技巧的教授说是3000门，马上被纠正为6000门，然后过两天我听见的新说法是10000门。谁知道哪个对呢？总之，我这样可凭兴趣随便选课的人，完完全全陷入了课程的汪洋大海之中，亲身体验了“更多的选择并不更好”这一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发现。

令人头晕目眩的选课季下来，我有两点小小的体会：

耶鲁教授：我需要每个人的脑子

不论是在商学院那样的超现代化课堂，还是法学院十几把椅子围着张桌子这种小教室，教授对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电子设备都深怀敌意。客气点会说，电脑只能用于记笔记；不客气的就直接说，记笔记也请用笔。

写过《大国的兴衰》的著名教授保罗·肯尼迪就是这样。他在课上说：“绝对不许用电脑和手机，必须学会手记笔记，这对你的职业生涯极为重要。”肯尼迪花了十分钟歌颂了另一位耶鲁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查尔斯·希尔的笔记传奇。希尔年轻时曾经是基辛格的顾问，无论多么紧急忙乱的会议，他坐在一旁沉着地记下来会议的精要 ,“漂亮、有组织、可识别。”肯尼迪对学生悲鸣：你们是不可能达到他的水平了，但清楚扼要地记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极为重要。他讲了个故事：上校给将军作汇报，照着汇报文件念，将军打断了他：“上校，我也识字的。这样吧，阿拉斯加见。”于是上校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就被发配到阿拉斯加了。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反正我听完就把电脑合上了。

不是每一位教授都如此重视笔记，之所以敌视电子设备，主要还是因为需要学生保持专注。我曾问过某教授用电脑记笔记有何不妥，教授说：“我需要每个人的脑子。”

这我同意。虽然我这样早已习惯用电脑做笔记的，损失一点表面的效率，转而从专注获得回报，划算。

本科生素质惊人

一周下来，我在法学院、商学院都听了课，典型的美式大学课堂，老师介绍论题，引导学生讨论，但直到我上了主要是耶鲁本科高年级学生参加的一堂大战略课，才真正感到震惊。

这是大战略的第一堂课，讨论全球化。很荣幸，这个论题是我在求见耶鲁著名学者约翰·加迪斯时提的。我问他：前两年还显得无可阻挡的全球化势头，为什么此刻已停顿，甚至可能正在逆转？加迪斯主持大战略课多年，刚刚把主持人的角色转给另一位教授。他非常喜欢这个问题，建议这学期第一课就讨论全球化。

主持这节课的伊丽莎白·布雷德利教授，开场提了三个问题：

——全球化确实是在逆转中吗？

——如果是，是因为全球化这件事本身就难以持续？

——还是说全球化可行，但被谁在什么地方搞砸了？

然后，整堂课就是学生发言。

我看着40多位学生争相举手，一个一个地站起身来，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这个问题是我提的，自然有一些思考，但这些学生看问题的角度整合起来，远远超出了我的幅度和深度：他们自如地运用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知识，结合自己的观察——几乎每一个人刚刚过去的暑假都在海外某个地方渡过——然后互相驳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