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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之前，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为这所大学成立了一笔高达7.5亿美元的奖学金。其中4亿来自耐克公司创始人之一。他目前是世界上数额最高的奖学金，每年将有100名学生受惠于这个项目，斯坦福希望他们在20年后能真正改变社会。
2014年，约翰·亨尼斯就在考虑，还能做点什么。从2000年至今，作为斯坦福大学第10任校长，他已经在任16年。2016年夏天，他即将卸任。
约翰·亨尼斯是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院士及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2011年奥巴马访问硅谷时，在场的人有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乔布斯，而亨尼斯是其中唯一的大学校长。
和各学院院长、校理事会沟通了一圈之后，亨尼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奖学金项目。2015年7月，他去和老朋友菲利浦·H·奈特谈。
奈特是耐克创办人之一，也是斯坦福大学校友。2006年曾向商学院捐款。考虑了一个月后，他答应捐一笔钱。只有两个条件：奖学金的名称由“奈特奖学金”改为“奈特—亨尼斯奖学金项目”、项目从创建开始就由亨尼斯担任主管。
奈特捐出的这笔钱高达4亿美元，加上其他捐款人的捐款，奈特-亨尼斯奖学金计划共计获7.5亿美元捐款，将成为全球资助金额总数最大的奖学金，且向全球学生和所有学科开放。
想要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学术方面有杰出表现、有领导潜力，并且有意愿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的奖学金项目希望能够培养明日领袖。”亨尼斯介绍。
奖学金将于2017年夏季接收入学申请，并于2018年秋季招收第一批学生。每年将会有100名学生拿到这笔奖学金，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在内，一年是六万到六万五千美元左右。“保证他们在毕业时，不会有任何债务，”亨尼斯笑道，“这就相当于他们免费在斯坦福读书了。”
除了奖学金，这些学生还可能有机会在谷歌或者Facebook等公司、社区或非赢利机构实习。
“我们的奖学金项目有助于学生寻求适合的职业发展机会，奖学金计划的参与者将形成一个巨大的人际网，这个关系网本身就有价值。包括我们现在全球有二十多万的校友，通过这些网络，我们可以帮助奖学金获得者找到相应的职位。”亨尼斯最希望的是，这些学生，20年后能真正改变社会。
有人想捐冰球场我们没要
南方周末：2010年，马克·扎克伯格给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公立学校捐了1亿美元，但这笔钱最终并没有真正帮到学生，批评声音很大。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约翰·亨尼斯：我不方便对他人运营的项目进行评论，我可以说的是，把钱给出去，然后得到预期的效果，这可比看上去要难多了。你想改变一个城市的学校体系，钱当然是需要的，但你还得组织起整套的团队关系，包括老师、家长、市长、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每个人……只有大家一起商量，才能最高效地运用这笔资金。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位，但也有好的典范，比如比尔·盖茨的盖茨基金会，在抗击疟疾等方面做得很好，在能源领域也非常成功。可以看到，它很多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南方周末：你认为全世界目前最要紧的问题包括健康、教育、气候变化等等，而这些学科恰恰并非斯坦福最强的。如何让学生在这些领域也能得到最好的教育？
约翰·亨尼斯：我们的奖学金项目希望能够培养明日领袖。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今后不仅要和企业打交道，也要和政府等机构打交道，我们希望奖学金项目的学生有机会学到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我们非常关注综合学科的发展。学生不仅应该学习自己所在的学科，还应该有更广泛的涉猎。这就是斯坦福倡导的“T字形特质”——所在专业要学得够深，同时相关学科要了解得够广。比如要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一方面应该有技术方面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和政策制定者沟通交流。因为这不仅仅涉及新能源、新技术，和政治、经济等层面也都息息相关。
过去15年，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希望鼓励这样的T字形特质，这个奖学金计划也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
南方周末：你希望从这笔奖学金中受益的学生，将来能服务社会公众。但如果他们只是想获得在Google、FaceBook的工作经验，将来找到好工作或者创办自己的企业，怎么办？
约翰·亨尼斯：然后他们可能成为慈善家。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不希望约束这些学生，而是鼓励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当然我也希望他们能像比尔·盖茨和他太太美琳达一样，最后成为慈善家。
南方周末：斯坦福在筹款方面向来出色，目前有超过7000项的受捐基金。你们是第一个一年筹款超过10亿美元的学校。截至2015年8月31日，斯坦福有史以来获得的捐款总额达到222亿美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约翰·亨尼斯：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让那些捐款人最终能获得重大的社会回报。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奖学金，获得很好的教育成果和研发成果，比如，确实能解决一些重大的医疗问题。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去募款，也希望能做更多创新，更多推进社会发展。
南方周末：斯坦福对捐赠者有设立什么门槛吗？
约翰·亨尼斯：只要捐款人和我们的想法匹配，基本没有什么限制。
但也有一些捐赠项目并不适合斯坦福，和我们的一些理念不匹配，或者我们的老师不支持。比如过去有些人提出捐款或捐赠，但是要主导本科的课程设计，我们就拒绝了。还有人想捐一个冰球场，但我们学校在加州，并不需要冰球场。
有些人愿意资助建大楼，特别是科技大楼，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整个资金量很大。还有一些投资奖学金。有些捐赠者可能曾经遇到过改变他一生的老师，后来就会希望建立资助教授的项目。还有的人，可能爱人癌症过世，因此希望捐款给一些项目，帮助攻克癌症。
所有这些慈善相关的项目，我们都引以为豪，都欢迎，但我们也有主次先后，会根据主次先后，看是否匹配。
南方周末：腾讯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投资人之一。投资和捐赠有什么区别？投资者会获得什么回报？
约翰·亨尼斯：我想你说的是社会性的投资，其实也就是捐赠。斯坦福接收到的馈赠有各种形式，有些是设立奖学金，有些是专门资助科研大楼，有些则是提供给一些研究项目。区别在于，捐赠是永久性的支出。比如奖学金一旦设立，那么就要保证以后每年持续下去。而投资是每年进行的，并且也不获得直接的回报。
南方周末：曾经美国政府对斯坦福有一笔捐款，双方在如何使用上发生了争议。所以美国的私立大学并不是不可以接受政府捐款？
约翰·亨尼斯：美国的私立大学并不拒绝政府的资金，相反，斯坦福和其他大学一样，都在申请政府各项研究基金。斯坦福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也收到了很多来自政府的研究基金。申请这种基金有一定的流程，大学根据不同基金的要求，递交申请以及项目计划书。斯坦福大学在申请政府支持资金方面，也在全美大学中领先。斯坦福总共5500个获得外部资助的研究项目中，81%都申请到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
中国学生应该学会打断老师
南方周末：你教过中国学生吗？你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约翰·亨尼斯：我当然教过很多中国学生。他们能力很强、很聪明。二十多年来，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变化是英文水平飞速进步。最近我和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留学生聊天，她是斯坦福创业俱乐部的成员，如果你只听她说话，还以为她来自加州。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工科里中国女生的数量超过美国女生，看得出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特别是技术领域，做得非常好。当然，部分原因也是中国留学生人数特别多。
南方周末：你觉得中国留学生的长处和弱点都是什么？
约翰·亨尼斯：美国教育体系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学生一开始到美国，需要了解美国的学习方式，比如要学会如何打断教授，和教授进行更多互动。
但中国学生学习非常快，整体表现非常出色。我们看到中国的毕业生，无论做企业家的，还是在美国一些顶尖大学当老师的，都做得很好。
我不觉得中国学生有什么特别的缺点。可能刚来的时候有点不适应，但很快就能跟上。也许有一些来自乡村的中国留学生，某些方面的能力会弱一点，包括语言口音有一点重，但他们非常努力，能够克服所有困难。
南方周末：年轻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和前几代相比，有变化吗？
约翰·亨尼斯：他们更加轻松，自在，而且数码时代，每个人都有手机，沟通更方便，社交媒体让他们发生很大改变。当然过去二十年，中国留学生数量急剧增长，整个华人社区也更加蓬勃。
南方周末：斯坦福的两位教授所创的Coursera在线免费课程，引发了全球开放在线课程的风潮，很多精英学府都有在线课程。你认为在线课程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约翰·亨尼斯：优点是，学生可以穿着睡衣上课，缺点是，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地去课堂了。
很多东西只通过在线可能无法完全学到。我们并不鼓励完全的在线课程，学生可以在线上课，但也有指导老师面对面解答问题、进行一些小测试，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问答环节，我们称之为组合式的教学方法。我们的数据也显示，这种组合式的教学方式优于纯粹的在线式教育。
南方周末：“二战”后，斯坦福就鼓励师生创业，最后催生了硅谷。斯坦福如今依然鼓励学生创业吗？
约翰·亨尼斯：当然。我们也有与创业相关的专门课程。我们希望能培养他们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且我们也有相应的创业环境，学生可以得到相关指导，也让他们能够做一些商业计划。而且斯坦福的校友都会参与其中，帮助这些年轻人最后取得成功。
南方周末：如果有学生对你说我想退学去创业。你会怎么回答？
约翰·亨尼斯：如果是本科生，我的回答是：“你有没有和你父母谈过？”我觉得最好先拿到本科学位。对于研究生，他们通常已经有所发现，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想创业，但是还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也没什么特别的技术或者技能，那还是回到课堂吧。
南方周末：中国有很多电商创业者毕业于斯坦福，你对他们有何评价？
约翰·亨尼斯：他们都很出色，各有特色。我注意到腾讯、百度、阿里巴巴所做出的创新和成果。这些企业或多或少都与斯坦福有联系。比如百度的早期投资人中有一些是斯坦福毕业生，而腾讯的员工中也有许多斯坦福的毕业生。
斯坦福可能是美国最早开设电子商务相关课程的学校之一，20年前就有了，那时电子商务才刚刚出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更新相关课程。我们始终关注未来和发展，思考如何创建未来。而我认为，中国是除美国外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