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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这样一句话：先有哈佛，再有美国。
因为1776年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哈佛大学已经成立140年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独立运动的先驱都毕业于哈佛大学。
从1636年建校至今，哈佛大学一共培养出了8位美国总统和160位诺贝尔奖得主。它甚至还造就了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两位“辍学生”：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
其实，哈佛在最初建校的200年里，并没有这么厉害。由于哈佛是由最早在美国殖民的一批清教徒创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哈佛的领导者都是由神职人员担任，课程设置也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和现实社会严重脱节，学生没有选择的权力，更别说学习的热情了。
那么哈佛究竟是如何成为今日的哈佛的呢？这恐怕要从哈佛的第21任校长，被罗斯福总统誉为“共和国第一公民”的查尔斯·w·艾略特说起了。
1869年，35岁的化学家查尔斯·艾略特担任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一上任，他就提出，哈佛的教育必须“覆盖全人类的知识”。
艾略特将哈佛大学从原先狭隘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
课程从70多门急速增加到400多门；
学生可以自由选修政治、文学、艺术、哲学、经济、历史等更各个领域的课程；
教师从49名增加到了278名，他们鼓励质疑和争辩，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他还出版了“哈佛经典”系列，囊括了人类历史上各个学科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代表了“一个现代文明人所必须知道的那些知识和素养”。
哈佛大学从此走上了气象宏伟的通识教育。
正是这种博大的通识教育，改变了哈佛，也改变了整个美国教育，有人认为艾略特上任的1869年，“同样可以看作现代美国的出发点”。
通识教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可是当中国众多高校纷纷推行通识教育时，却遭到了“水课”、“混学分”等种种质疑。尽管照搬了哈佛的课程体系和选课形式，我们似乎还未触及到通识教育的核心。
那么，哈佛通识教育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10张图看懂哈佛通识教育的精髓，看懂哈佛这个世界顶尖学府对人才的培养理念。一如耶鲁前校长理查得·雷文：“如果我们把学生仅仅训练成一个所谓的在某领域的专才，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
1、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全人”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序言里说到，哈佛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人”（Whole Man），而全人等于“好人（good man）+正直的公民（Good Citizen）+有用之人（Useful Man）”。直到现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都是影响美国教育进程的十大著作之一。
2、成为有用之人，先多读无用之书
“有用”（useful）在哈佛通识教育体系里，第一原则是视野开阔，多读无用之书。未来需要的是头脑清晰、兴趣丰富的通才，而不是专才。
3、通识教育地位愈发提升
这张是2018年秋季学期，也就是下学期，哈佛将要开始实行的全新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和上一个版本相比，通识教育8大品类的课程，变成了4+3+1，四门通识教育必修课，3门分布必修课，和1门实证与推理课程。这四门必修课是，美学、文化与阐释；历史、社会与个人；社会科学与技术；伦理与公民。
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通识课和核心课程相比，从字面意思理解，通识课就是选修课。其实不然，在哈佛，从某种意义上，通识课才是强制性的，才是必须的。而2018年这次改革，通识课的地位更高了。
4、通识教育在于激发潜能
通识的目的是深入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掌握某种技能。那些通识课程学得好的学生，后来在各个领域都成为顶尖高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识教育是在把学生的最大潜能，一步一步激发出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本质区别，首先在于方法上而非内容上。
5、通识教育剑指T型人才培养
哈佛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美国著名设计咨询公司IDEO提出的“T型人才”的概念，是不谋而合的。都是为了培养T型人才：知识面非常开阔，同时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
6、知识的广度与学习的深度
哈佛通识教育的启发是，好的教育，应当从小培养T型少年。T型少年的三大特点是：即有知识广度，又有学习深度；既能跨学科思考，又能解决问题；既开放协作，又善于自我突破。
7、成绩之外越发强调的软实力
现在美国数百所知名中学实行的A new Model，学生能力全新评测工具，针对学生的8大能力，与T型少年的框架不谋而合。这其实是全球通识教育2.0时代的一个必然。
8、通识教育不等于广泛兴趣
通识教育过程有两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把通识教育单纯理解为广泛兴趣，而给孩子报太多兴趣班。正确的作法，一是控制数量。二是帮孩子寻找内在驱动力。
9、切勿忽视对美的感受
第二个误区，是过度注重孩子技能的提升，而忽视了对美的感受力。
10、通识教育最终将达成的目的
我们培养孩子成为T型人才，未来要重点关注的五个方向。一是开阔视野，二是多元思维，三是思辨精神，四是同理心与沟通能力，五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哈佛通识课分为8个类别，横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600多门课供学生选择。清华大学教授刘瑜在哈佛做博士后的时候，就曾被多达1000多页的课表吓了一跳。她在后来的文章中称之为真正的人文教育：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法国著名作家蒙田讲过一个故事，有人问苏格拉底是哪里人，苏格拉底不说“雅典人”，而回答自己是“世界人”。蒙田感叹苏格拉底终究是苏格拉底，视宇宙为自己的故乡，把自己的知识投向整个人类，与全人类交往，“不像我们只注意眼皮底下的事”。
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苏格拉底式的“世界人”——他关注周遭，更关注远方；他关注切近，更关注历史；他关注实际，更关注价值。
目前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并非只有一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为代表，强调通识课程的内容应该遵循“通”、而非“精”的原则，以激发同学们自由探索和钻研的兴趣，并不需要教授专业性特别强的知识，浅尝辄止即可；
第二种模式则是分布式课程模式，以耶鲁大学为代表，需要学生从不同的院系中选择课程，探索不同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内容。该模式主张学生不应仅仅学习单一学科，而应接受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学习。分布式课程体系的框架结构可以帮助学生构建起崭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学科联系。
哈佛的通识教育则混杂了这两种模式。按照旧方案，每一个哈佛本科生均可以从自身兴趣出发，在通识教育8大门类的每个分类中，各选择一门课程进行学习。
这种课程体系的课程范围比较广泛，基本涵盖了各个领域，但整个体系的内在逻辑不是特别清晰，缺乏明确的定位和边界，例如，并未明确区分通识课程和分布式课程，新生在入学时，面对8大类、数以百计的课程，很可能不知该如何做出最佳选择。
对此，哈佛在最新出台的通识教育新方案中就做出改变，将原来通识教育计划的“8大领域”改为“4+3+1”的新课程模式，包括4门必修通识课程（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3门分布式课程（Distribution Courses）和1门实证与数学推理课程（Empirical & Mathematical Reasoning）。
具体而言，哈佛本科生需要从“美学与文化”（Aesthetics & Culture）、“伦理与公民”（Ethics & Civics）、“历史、社会、个人”（Histories，Socities，Individuals）、“社会科学技术”（Science &Technology in Society）等领域中，分别选出1门必修通识课。
3门分布式课程则对应“艺术与人文”（Arts & Humanities）、“科学与工程”（Science & Engineering）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等领域。学生需从艺术与科学学院（FAS）和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SEAS）下属的3个院系中各修1门分布式课程。
改革前，哈佛本科生所选课程的成绩均会计入他们的GPA，这导致部分学生因过于看重成绩，而只选择比较容易获得高分而缺乏挑战度的课程，即使自己特别喜欢某一门课程，也可能会因为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给学生打分过严、判分过低而望而却步。
对此，新方案规定，只要学生在“实证与数学推理”课程上拿到成绩（letter-grade），就可以从必修的四门通识课中任选一门，用“及格/不及格”的呈现形式作为课程成绩，且结果不计入GPA。
如此一来，学生可以放心选择自己感兴趣但又比较有挑战度的必修通识课，因为课程成绩只会是及格或不及格，也不会影响他们的GPA成绩。
但此等机会只能在4门必修通识课中使用一次，不过，在分布式课程的使用机会就多了。只要老师同意，3门分布式课程均可以采用“及格/不及格”的成绩呈现方式。
我们能够看出，哈佛在努力寻找并消除限制本科生充分参与通识教育的外在因素，让他们可以更加自由、自主地选择通识课程，以便探索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从而扩展知识领域的边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取消每学期选修一门课程的鼓励性要求，可能是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和现实考量，让他们可在初入大学阶段尽量多学通识课程，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和领域，以便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中进行更深入的学习、研究。
当然，新方案中的每一门课程并非都能和原来8个分类相对应，如果能够对应，就会被校方标记出来，以帮助同学们选择。
每个学期开始之前，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办公室还会更新每个学生的学术建议报告，告诉他们已经选修过哪些符合新方案要求的课程。
此外，许多哈佛暑期学校的课程（无论是校内课程还是海外课程）都可以计入新方案。2019年秋季前入学的哈佛学生也可享受新的学分计算“优惠”，即如前文所述，只要他们在“实证与数学推理”课程上拿到成绩（letter-grade），就可从必修的4门通识课中任选一门，用“及格/不及格”的呈现形式作为课程成绩，且结果不计入GPA。
总体而言，哈佛大学在改革衔接阶段，更加注重政策的系统性和延续性，有效地继承和巩固了旧方案的合理部分，同时针对改革中学生可能要面临的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的解答和规定。这显然有助于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02 哈佛通识教育改革的历史脉络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又称“博雅教育”，核心精神在于倡导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有着上百年历史，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哈佛。但就算是哈佛，也不会固步自封，而是在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对校内通识教育体系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哈佛大学最早的一次通识教育改革是在19世纪末美国内战后，正值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重大变革阶段。
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提出，取消所有必修课，建立“自由选修制度”（free electives）。他对学生的尊重和对自由教育的倡导，为后来通识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之后，随着选课制度的劣势逐渐显现，1910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洛威尔（A.L.Lowel）提出“主修与分类必修制”（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要求学生在4年16门课程中，至少主修6门本学科领域的必修课，再从文学、历史、自然科学和数学4个分类中，各选出1门课程进行修读，剩余6门课程就可以自由选修了。
1943 年，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Conant）任命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巴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民主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目标问题”进行研究，最终在 1945年出版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俗称“《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该书一出版，便迅速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和反响，被誉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圣经”。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明确指出，通识教育应着重培养人“有效的思考、交流思想、作出恰当判断以及辨别价值”这四种能力，通识教育课程应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领域。
这次通识课改规定，哈佛学生毕业前最低修满16门科目，其中主修课程6门；通识教育课程6门，需从自然、人文、社会3大领域中至少各选1门；自由选修课程4门。
哈佛提出通识教育计划要实现以下4个目标：
一是为学生的公民参与做好准备；二是培养学生对自身言行道德维度的理解；三是使学生能够以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应对社会变化；四是教育学生能够理解自身是艺术、思想和价值观传统的产物和参与者。
这表明，哈佛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提高他们的分辨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他们将课堂知识与离开哈佛后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更好地面对和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从而适应各种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