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在查尔斯河边，每一个跑步者都是疲劳、孤独的个体，每一个个体之间都在强有力地互动着，共享时空。
有人问我在哈佛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回答：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自己的无用性。我在哈佛期间有机会阅读村上春树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的回忆文字。他这样写道：“待在美国的一个好处是能够让自己明白自己的无用性，在美国，你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微小的存在，你在与不在，做与不做，这个社会照样会运转下去。但在日本，你总以为自己很重要，你所做的事情跟这个社会的发展很有关系。”我也感同身受。尤其在中国期间，因为我有不少机会在大学校园和新闻媒体发声，总以为自己很重要，但来到哈佛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不仅如此，社会的发展好像与自己的努力无关。社会原来可以没有你而运转下去。
我抵达哈佛之前曾设想该如何联系那些研究中国和东亚问题的专家，尤其那些所谓的大牌教授。到了以后，多亏傅高义老师介绍，那些专家对我在中国的体验和观察也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所以一开始的沟通意外顺畅。不过，后来发现，沟通过后，大多数学者就从此消失了。一种合理主义，一种实用主义，一种机会主义。因为我刚从中国来，他们很想了解中国，还有中日关系，他们想了解在中国生活的我有着怎样的感受。然后，我开始表达，但交流之后他们很多人就没有消息了，我发邮件人家也不回。用一种极端而情绪化的说法就是：你用完就完了，聊完之后，你的用处就到期了。
我是一个非主流的过客而已，即使我总算做了一点事——报告、采访、写作、主持、座谈……他们也没有那么在乎你，更不会轻易给予积极的评价。它仅仅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体验的地方，美国也好、哈佛也罢，永远不会主动找你，你想来就来，来了就忙你自己的，你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成绩，均与它无关。如果你下次还要来，再说，他们至少不会阻止你。这就是我对哈佛这个空间和平台的基本感受。
此外，权威主义的蔓延也是我在那里的切实感受。那些大牌学者在我看来不太积极培养年轻学者，而始终待在那里，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名声。哈佛有它的权威感，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封闭感。这一感觉让我进一步发现了“无用的”自己。既然如此，我决定，放松一点，放开一点，甚至放纵一点。你可以不用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角度认识自己，要求自己。你首先是一个人，生活是第一位的。这一状态与我在中国的时候截然不同。我在中国期间，每天写作、学习、上课、采访、演讲，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动荡的中日关系，我一直使劲跟着，感觉自己必须努力做些什么。来美国就不一样了，首先要过好日子，学会过日子，根据自己的能量和意志，不要勉强，不用放弃，至于努力和付出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也不必多想，因为这一切与你无关，这是社会自身消化的事情。我在美国的生活中感受到的无能，以及在美国的工作中感受到的无奈，最终让我明白了无用的本质，即成长的逻辑。
哈佛附近有一条美丽的河——查尔斯河。我每天都沿着查尔斯河边跑步，毕竟原来是长跑运动员。一个城市怎么样，往往取决于这个地方适不适合跑步。我在哈佛校园内充满孤独感和无奈感，但到了查尔斯河畔，作为一个跑步者，每次到那里，尤其在日落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种温馨和归属感。
在查尔斯河边，每一个跑步者都是疲劳、孤独的个体，每一个个体之间都在强有力地互动着，共享时空。在美丽、浪漫的河边，尤其是在清晨和傍晚，跑步者在互动、碰撞，无形中形成一个公共空间，互相尊重，共同创造秩序，安静的、乖乖的，带着激情。一点不饥饿，一点不疲倦，正因为每一个孤独者的相聚，我在那里才感觉到温暖，产生了我是这个社会一部分的归属感。查尔斯河告诉我，带着孤独来，带着温度走，个体的孤独是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
我第一次听说查尔斯河是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我知道村上先生也在哈佛大学待过两年，在查尔斯河边生活过，我能感觉到村上先生对大波士顿区，尤其是对查尔斯河是有感情的。村上先生把写作、跑步、人生视为三位一体，他多次在不同的作品中提到过他作为一个跑步者的认同感和身份意识。因此，我在查尔斯河边生活的前后，不可避免地产生过偶遇村上先生的期望。村上春树是我唯一的偶像，我这辈子就认定了他是我的偶像——一个写作者、一个跑步者、一个生活者。
夏天过去了，秋天很短，冬天最冷，跟北京差不多，然后是春天，然后又是夏天，一个季节结束，另一个季节开始，树叶的颜色会变，松树的状态会变，我穿的衣服会变，查尔斯河边的样貌不变，跑步者的活力不变，查尔斯河的美貌不变，我跟偶像偶遇的愿景也不变，我内心一次又一次地希望又失望，但失望变成绝望之前总是回到希望，它是一种轮回。终究没能遇上。不过，我永远不会主动找他，我只是希望偶遇，在查尔斯河边，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空间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