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谈中美研究生教育

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建于1891年，是享誉世界的综合研究型大学。斯坦福大学共有81位校友获得过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位列世界第七；27位校友曾获得计算机最高奖项——图灵奖，位列世界第一；7位校友获得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位列世界第九。在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与QS世界大学排名中均位列世界第二名。斯坦福大学一直坚守校训“自由之风永远吹拂”，为世界的学术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本次十分荣幸能够邀请到亚洲研究的专家GARY教授。GARY教授毕业于伯克利大学，现就职于斯坦福大学，对于亚洲的经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GARY教授是美籍日裔，对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交融有着切身的体会及独到的认识。本次访谈GARY教授从中美两国的教育差异点出发，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中国“双一流”建设语境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的看法，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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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的地位作用
Q: 您对中国近年来的研究生教育现状及质量有过关注吗？如何评价？

GARY MUKAI ：我是美籍日裔，从小生长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本的联系也逐渐多了起来，对东方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伯克利大学读书期间以及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接触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尤其是我所研究的领域是亚洲文化，我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也十分关注。在我个人看来，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在逐年提高，中国现在正在推行的“双一流”建设，我认为非常好。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中国的教育必须与国际接轨，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不仅是对于中国，对于日本、美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研究生教育看作是对大学本科教育的延伸与拓展，是知识层面的延伸，也是实践范围的拓展。据有关报告显示，中国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数量在世界遥遥领先。我也有幸读过几篇中国研究生写的英语论文，在逻辑和学术创新性方面确实有稚嫩之处，但是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论文雏形。我知道中国国内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超速发展的讨论是很活跃的，或许也有人并不看好这样超速的发展，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对论文发表的要求可以刺激学生以及任教老师的研究积极性，从而使学术氛围更加的活跃。总体来讲，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和质量提升充分看好，并满怀希望。

Q: 中国近年来考研人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有些学生一进大学就把考研定为目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GARY：我认为在讨论考研人数上升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中国对于人才需求的上升。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如高铁、共享单车、网购、移动支付等创新型行业都率先在中国兴起。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创业者也将企业做得越来越好，如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企业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名气，甚至会被当作成功经营的经典案例讨论。所以在这种时代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对人才是极其渴求的，渴求更多拥有高学识、高技术、高素养、高能力的人才。而学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市场经济大变化的推动下，越来越意识到科学研究以及个人能力的重要性，从而自主自发地选择深造。不论他们是真的醉心于科学研究，还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被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我认为这都不是坏事。他们一方面刺激了学术界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中国市场对人才供应的需求。要知道，现在美国的企业也在积极的采取措施以吸引中国的高端人才。任何时代人才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Q: 您认为研究生科研活动主要包括哪些？研究生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如何？（一般参与：从事科研活动辅助；深度参与：进入实质性科研环节并有一定贡献）研究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何？能结合一些具体例子，给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吗？
GARY：美国大学的主要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在不同定位的大学中，对教师和学生有不同的要求。如斯坦福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便将科研活动放在首位。而研究生的科研活动主要表现在教学与实践两个方面。在教学方面则重视培养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实则是有关事物认知的方法和过程。如在课堂教学中，往往针对一个论点，让研究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辩论，这样，一个论点往往又延伸出多种可能性。通过课堂教学中对研究生的启发、引导，以培养研究生建立从评估、分析、调查、思考自我，直至新的观点和思路产生的一整套思维模式的能力。批判性思维有助于从不同的方面理解客观事物，揭开事物的真相；也有利于不同文化、不同体制、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与融合，并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数据分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其次培养研究生的创造性思维，相比传统的课堂教学中的记忆、理解，信息化时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则是应重点培养研究生的能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室几乎就是一个尽情挖掘研究生新想法的实验室，通过一个课题或案例，让研究生提出不同的假设，验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应用理论的能力，并通过课堂讨论调整假设或理论。具体可通过模型确定、调查分析、收集数据、修订观点、发现新问题新思维的路径来实现。另外在实践能力的锻炼方面，一般会安排研究生作为教授研究项目的助理岗位，或是安排研究生赴相关行业的公司、企业进行实习实训。通过这种实践，研究生能很好的将课堂所获得的所思所想充分在实践中进行运用与发挥，进行纯粹实践活动体验。

我曾有幸到过北京，观摩过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似乎和大学本科的教育区别不大，大多数情形还是停留在教授讲、学生听的状态。研究生其实没有很多的自主权利，他们的个人简介和发言也相对较少。在一些理科的实验环节，研究生大多是以助手的形式参与，真正动手和主导过程的还是教授或更高一级的博士生们。我想，与其判断研究生在其中的作用，不如先探讨现行的研究生教育机制是否有助于研究生更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我想或许可以给研究生更多的自主选择，让他们也能尝试去主导或真正参与一些科研活动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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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障
Q: 您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对研究生的录取条件、录取人数比例、是否跨专业、科研水平等如何看待？
GARY：我想大家对于美国的研究生录取都有一定的了解。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学生大学本科期间的GPA成绩、GRE考试成绩、研究成果、推荐信、工作经历以及个人陈述。很多人认为GPA和GRE成绩至关重要，确实这两个成绩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学生的成绩，或许还能以此评判学生的研究能力。但是世界上有很多怪才，他们往往看起来并没有那么优秀，但却在某一领域潜藏着巨大的可以被开发的潜力。所以，我们还有另外几项，如阅读教授为学生写的推荐信，这会让我们了解学生是否是一个众人眼中的好学生，还是老师眼中具有某种天赋与才能的学生。其次，我们会看学生的研究成果或工作经历，毕竟我们注重的是学力而不是学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学生的个人陈述，我们需要知道学生对自己的认知，学生是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我想，如果一个学生通过了这些方面的考验，我不会在乎他是否跨专业，也不会在乎他的年龄、国籍和性别。

Q: 中国一些重点本科院校把研究生的报考率、录取率作为其办学水平的标志，这样一来，有些学生即便是跨专业报考也不难考上，基于这样的考研群体，您认为，在研究生的录取中该如何客观科学地进行决策？在中国“双一流”建设中的研究生教育应培养怎样的人才？

GARY：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平均每年的入学率有相应的增长，学生人数与教学规模迅速扩大。这种形式上的扩大，对高等教育发展本身，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更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给管理带来了相应的压力。经过快速扩张之后，近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趋于平稳发展的态势。这种平稳的增长态势，更加有利于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现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尤其应该注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应该着力于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注重各个机构的学科建设和对学生专业素养的培养，将办学的重点从硬件的改善转移到人才的培养与教育质量的提高上来。我认为研究生招生应该录取的是那些真正热衷于学术研究，并且想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具有激情与积极性的学生。具备这样热情与潜能的学生才能将教育资源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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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的师生关系
Q: 贵校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中有何理念和宗旨?在师生关系、科研实力及研究生就业方面是什么样的现状？您对此有何感悟?
GARY：在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很喜欢这句话。其实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亦师亦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进步。我的学生就常常给我很多新的启发，并且，在斯坦福大学，学生有很高的自主权，他们可以对自己的教授以及教授所教的课程进行评价。这些评价会直接地影响到教授的工资以及职称的评定。这样，学生和教授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不是教授单方面决定学生的成绩，学生也能影响教授的收入和声誉。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在人才培养中更多扮演的是引导者、启发者的角色，授课过程中注重鼓励学生自我发现，并积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上允许和支持学生质疑教授的权威，但这并不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影响学生正常的毕业与就业。相反，对于那些敢于批判性继承与质疑教授学术的学生，教授会报以欣赏与欣慰的态度。求真、务实、独立、创造，是斯坦福培养研究型人才所应具备的素质，也是斯坦福研究生教育的宗旨。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机制，我想这种机制对于促进研究生的科研思考和科研创造是很有效且很有必要的。

正因为注重对研究生在批判性思维及创造性思维方面的培养与启发，研究生在科研实力方面一般表现为具有独立思考及独立操作的能力。而在研究生就业方面，斯坦福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等一些世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就业理念及思想皆比较开放、多元，并不局限于某一设定的范围内。研究生会尊重自己内心的意愿，懂得自己需要什么、能做什么、将会要干什么。研究生真正有了自我的认知之后，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及自由选择。以此前提为指导理念的就业是美国研究生就业的特色，研究生往往以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为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目标。
Q: 您认为目前在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中，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状况如何？

GARY：我对中国研究生的教学情况不是很清楚，我想谈一下在我的任教过程中，我个人对教学、科研指导的看法。其实研究生跟教授的关系，要比本科生与教授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本科的教学方式是一个教授面向数十人乃至数百人进行讲课，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授的教学方式是公式化与统一化的。而由于研究生的人数较少，教授与研究生的比例往往不会超过1∶10。这就有助于教授充分了解每个研究生的个性和特长。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中，相当注重对研究生的个性化培养。在科研和教学中，我们鼓励研究生的创新精神，鼓励研究生不要害怕与大多数人不同，要勇于展现自己、勇于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更注重“同”中的“异”，这个“异”也许就是新的科学研究的星星之火。在专业知识以外，我最想培养我的研究生具有个性特征。不只是为人，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有特色的、新颖的研究才具有创新性及重要的学术价值。

Q: 您对“研究生沦为导师的免费劳动力”的说法有何见解？能结合一些具体做法，给中国“双一流”建设中的研究生教育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吗？

GARY：这种说法在美国并不常见，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不知道应该对“免费劳动力”一词作何解释。如果指的是研究生在研究活动中成为教授的助手，帮助处理一些事情，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并且可以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在斯坦福大学，很多研究生都积极地申请作为导师的助手参与科研活动。但是“免费劳动力”如果指的是帮助处理教授的日常私人事务，我认为这就要充分尊重研究生个人的意愿。因为教授与研究生是师生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教授没有权力强制要求研究生做与教育无关的事情。若发生此类违背研究生意愿的事情，属于乱用权力对研究生进行人身骚扰的无职业道德的行为。在斯坦福大学，如果研究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是可以向教授或者是学生中心反映的，如果严重的话，还可以直接给校长等学校高层领导写信。我想，这种情况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在意识上进行指导，培养师生间的平等关系，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建立完善的学生投诉机制并做到渠道畅通，以保障发生类似事件后，可以快速妥善的解决。

Q: 您对“研究生扩招后将导致教师资源不足”的说法有何见解？能结合一些具体做法，给中国“双一流”建设中的研究生教育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吗？

GARY：在斯坦福大学，一名指导教授最多会指导3~4名研究生，尚未出现教师资源不足的情况。我认为教师资源的不足可能不仅仅是教师人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教授的精力是否真正投入在教学活动中的问题。很多教授同时也作为科研人员在进行科研活动，那么，如何平衡科研活动和教学活动的投入，就是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很多大学会重点将科研成果纳入对教授业绩评价的考核当中，科研考核不合格的教授很可能会失去教授的工作。这导致很多教授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当中，从而忽略了对教学活动的投入。学校对于教授的评价，应从科研与教学两方面入手，且这两方面不应该互相影响，而应该互相转化，科研活动的问题可以体现在薪酬的多少等方面，而不应该影响工作岗位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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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的课程教学
Q: 贵校为了管理研究生的教学及科研活动建立了哪些制度？

GARY：斯坦福大学设有专门的研究委员会，会根据斯坦福大学的学术议会章程和原则，进行研究政策的制定。这其中包括了研究赞助，研究设备配置以及研究活动中教授、研究生等研究实践的问题。而这个委员会本身，也包括了研究生成员。委员会的12名成员中至少会有4名研究生成员，这很好地保证了研究生在科研活动中取得相对公平的地位，并且很好地激发了研究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Q: 贵校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期刊是否有硬性要求？您如何看待目前有些学校取消硕士发表论文要求的做法？

GARY：斯坦福大学在研究生发表论文方面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其实，美国的大学很少会强制要求研究生在指定的期刊发表论文。当然，论文的发表会影响到研究生的个人评价、奖学金以及实习机会等，但是并不会对他们能否毕业造成很大影响。美国的大学更重视研究生对科学研究的认知、态度、研究的创新性思维、对学术及社会的贡献度、影响力等，对这些因素的考量要远远高于并重要于发表文章的数量及期刊的知名度等方面。前者培养的是研究生的科学务实求真精神及实践能力。不过，就我个人来说，对研究生在研究生期间公开发表论文这件事持支持态度，我鼓励我的研究生从事科研，并将自己的成果公开发表出来，这样可以获得同行及业界学者的批评与指正，从而从不同的声音中可以获得新思考，获得继续钻研研究问题的激励。但同时，我认为若对研究生提出强制性的论文发表要求，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研究生天然的学术积极性。我认为，为了发表而发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还可能导致学术不端和激发不利于学术研究发展的急功近利的现象。

Q: 您认为贵校的研究生教育软环境如何？

GARY：我认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软环境很棒。比如我们的MBA课程中，提倡研究生自主安排学习内容。学校方面提供多种多样的课程，并且帮助研究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兴趣爱好等来选择相应的基础科目、选修科目，并推荐研究生积极参与校内研讨会、跨校课程以及国际活动。学校的职业发展顾问团队会针对每名研究生的具体状况提供细致而具有建设性的职业指导服务。MBA课堂上大量地使用最新、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并且会邀请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管理者和投资者到课堂上来为同学们介绍他们的经历与心得。校内会经常举办各种讲座（dynamic lectures），举办各种生动的案例教学（case study）以及专业的研讨会（small-group seminars）等，以种种有助于研究生开阔视野、创新思维的方式激活课堂教学，拓展研究生对社会与科学的关注度，提升学术氛围。

Q: 您认为贵校研究生教育硬环境如何（科研经费、科研设备等）？

GARY：斯坦福大学一直积极地推动本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斯坦福大学每年都会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一笔数量可观的研究经费，这些经费都会投入到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各项活动中。美国科学基金会（NSF）①曾经调查过美国各大学获得联邦政府纵向研究经费的状况，斯坦福大学的纵向研究经费获得金额在全美排第七位。除联邦政府出资外，斯坦福大学还会从社会各界获得研究捐赠，斯坦福大学每年获得的社会捐赠都在9亿美元左右。所以，斯坦福大学有足够的研究经费支持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对优秀的研究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用于学校对卓越人才的引进与吸纳；学校的科研基地、实验室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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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视角下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Q: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15年10月24日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要求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您对中国此时提出“双一流”建设如何看待和理解？

GARY：我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推动教育与科技的进步，而教育与科技的进步又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中国现在就处于这个良性循环之内。现在，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趋势，社会各界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这样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提出教育的发展方案和方向，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我觉得高校的教育求一流毋庸置疑，以求一流与国际接轨，但更重要的是教育要结合自身国情，适合自身社会的多方面发展的需要。美国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大学的类型比较多元，如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社区大学。公立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私立大学是大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私立大学也是丰富多样的，如宗教学校、特殊人群学校、非盈利大学与盈利大学。同时，社区大学是美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区大学可以提供两年制的初级高等教育。社区大学平均学费约为每年两千美元，学费不足普通公立大学的一半。

Q: 您如何理解世界一流学科？或者说，您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人才条件？研究生教育在其中是否起到主导与关键性作用？

GARY：大家都说斯坦福大学就是国际一流学校，将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称为国际一流学科。其实很多美国大学的政策是更加倾向和关注本科生教育的，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研究生教育更多的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学术研究水平，而本科生教育则更加注重对社会人才的培养，不是所有的本科生都会继续深造。所以本科生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大部分人群的素质。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个大学对于自身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所以我认为，对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应该只关注研究生教育，而是应该从本科生教育起就树立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和发展方向。

Q: 您认为中国著名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GARY：前面提到我曾有幸旁听过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课堂。我注意到，例如商学院的研究生，他们在课堂上更多的还是依靠教科书进行学习。这与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有很大差别，斯坦福大学的MBA课程十分注重课堂的实践。我们会邀请很多成功的商业人士来为学生讲课，分享他们的商业经验。我想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或许可以尝试着抛开书本，让研究生更多地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和经验。

Q: 中国提出“双一流”建设，在政策上，国家将重点扶持那些有可能进入“双一流”的高校和学科，这也意味着大量的资金、丰富的资源将向少数重点高校和学科倾斜，而大多数的高校，当然也包括一些具有自身办学特色与学科特色的高校将依靠自身的努力谋求发展。在教育的特殊与普遍，学科与特色，以及公平与均衡发展之间如何兼顾？

GARY：前面我有提到过，斯坦福大学每年会获得很多来自联邦政府和社会的研究经费以及捐助。资源的不平衡不仅是在中国，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我们不妨积极地来看待它，资源向部分名校倾斜注重的不是名校的“名”，而是名校的研究实力、研究项目、社会贡献度等方面。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以很好地促进和激发一般大学对于教学质量和教学特色的追求，激发他们争取教育资源的动力，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以进入更好的大学。另外在美国，除了联邦政府外各个州政府也会有教育经费的分配和支出。我想中国应该也是如此，在国家资源向全国性名校倾斜的同时，各地的政府也应该积极的大力推动发展本地的教育。

作者简介：

刘庆红（Ryu Keikoh），斯坦福大学国际与跨文化教育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Advisory Committee Member for Stanford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Stanford University），早稻田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立命馆大学经营学部教授，日本京都 603-8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