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藤校“传承录取”的AB面

美国私立高校优惠校友后代的“传承录取”文化由来已久。随着美国大学招生种种舞弊事件成为社会的焦点，校友传承优惠的利弊逐渐成为更多人省视的目标，“传承录取”的积极和消极效应正在被重新审视。

1991年我在耶鲁攻读文学博士的期间，校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代表了“贵族学校”耶鲁和当时犯罪率全美前五名的纽黑文城市之间的对比和冲突：受害者19岁的大学二年级生克里斯琴•普林斯在被抢劫的过程中被一枪毙命，他是家里第四代的耶鲁人，而被指控谋杀的年轻人是一名16岁的黑帮成员，来自纽黑文的纽哈尔维尔区。从这件事故发生的时候起，这起校园枪杀案就被描绘成两个世界的对比：黑人VS白人，富人VS穷人，特权VS绝望，郊区VS贫民区。

有人认为已经严重恶化的校城关系，由于这场谋杀，那座将大学与周围环境分隔开的假想常春藤墙永远消失了。

但这个事件多年后仍然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却是因为当时《耶鲁日报》报道了1000多人参加了普林斯在华盛顿的葬礼，列举了家族中有27个耶鲁人，都冠着普林斯（英文里的意思是“王子”）的姓。克里斯琴在马里兰州雪佛兰蔡斯郊区的中上层社会长大，他的父亲是华盛顿的一名杰出律师，老布什担任副总统时，他是老布什的网球伙伴。普林斯家族的四代人都上耶鲁大学，克里斯琴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耶鲁毕业的校友；克里斯琴的两个哥哥和姐姐都是耶鲁毕业生。

普林斯家族的优秀，自然不言而喻。但是近期的美国高校作弊案，以及美国亚裔控诉哈佛等校种族歧视的案件，让“祖荫录取”的现象再度成为争论的焦点，由于亚裔很多可能是新移民，或是第一代受高等教育，因此能够靠着“祖荫”关系进名校的几率相对减少。

有争议的“传承录取”

所谓的“祖荫优惠”或“传承录取”(legacy preference/admission) 在大学招生过程中向来富有争议，由于考量学生家庭中有校友关系而得到优惠条件被录取的学生被称为“传承学生”。理查德•卡伦伯格在他编辑的《富人平权：大学录取中的传承偏好》（2010）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这个现象在美国精英学院和大学招生中尤其普遍：几乎四分之三的研究型大学和几乎所有文科学院都在招生中给予校友亲属优惠。

以《入学的代价》一书名噪一时的丹尼尔•戈尔登在“传承偏好分析调查”一文中指出，各个学校对于“传承优先权”的定义有别，一些学校只向本科生校友的子女提供这一优惠，而其他学校则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校友的子女、孙子、兄弟姐妹、侄子和侄女提供这样的待遇。

传承子弟不但在入学评估中可以得到可观的加分，如果他们的申请最初被拒绝，还能够有机会起死回生，重新额外考虑。戈尔登的调查显示，作为一个新生群体，传承学生的平均高中成绩和SAT成绩几乎总是比新生整体的平均分数要低得多，而且在大学过程中，传承学生群体的表现通常比整个学生群体差。一项在2005年对19所大学的18万学生的分析发现，以SAT分数为基准，作为传承申请人的身份可以提高入学机会19.7个百分点。

不可否认，校友的子女可能在基因、从小启蒙、视野环境、教育资源等方面中取得优势，但是“传承录取”也可能造成“世袭”的阶级固化。而“传承录取”的争议性不但由于比例庞大，也与它的历史渊源有关。

彼得•施米第特在“传承偏好和特权的历史”（2010）和“肤色和金钱：白人子弟如何赢得大学平权行动的战争”（2007 ）两篇文章中描述了传承录取机制的历史渊源：19世纪时期，美国富人的子弟在大学入学方面一直享有优先权，但在20世纪初，由于学生学业成绩不佳，精英大学开始提高入学标准，使得新移民，尤其是犹太移民家庭和天主教徒的子女，以及社会经济背景一般的人，在新的入学考试中表现良好，并开始在顶尖大学占有大量的本科席位，相对而言，富有的英美裔白人的入学人数下降。

为了捍卫富有的新教徒子弟在顶级学校的席位，几所常春藤联盟学校启动了“传承”招生的机制，包括降低入学考试的重要性，同时增加一些主观的因素，例如评估申请学生的“个人特征”，参考他们的“家庭影响力”，面试一些申请学生，并要求提供证明他们性格的推荐信。

施米第特认为，申请过程中的新添因素减少了移民、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工人阶级的入学人数，并恢复了白人、富有英国新教徒的压倒性存在。

施米第特估计，目前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本科学生有10%到30%的学生属于“传承录取”，这些传承子弟的录取率通常是总录取率的2到5倍。

根据哈佛大学《猩红校刊》在2011年发布的一篇文章，当时哈佛的传承学生录取率已经徘徊在30%左右，超过了当时招生周期中常规录取率的四倍多。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人口大约有12%到13%是哈佛大学校友和姐妹校拉德克利夫大学校友的子女。

神秘的 “Z名单”

另外，哈佛流传已久的所谓“Z名单”给“拼爹”的子弟一个特殊通道：一些原来连后补都排不上的申请人借着“延期录取”而拿到入学机会。每年哈佛都会把一些申请者列入候补名单，有时只有20个人补位成功，但是在后补名单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Z名单”，让少数学生如果同意“间隔年”，哈佛保证他们下一年入学的位置。

有人认为“Z名单”是校方对“欠人情”的大施主或铁杆粉儿校友交代的方式，希望借着要求学生休息一年去“体验社会”，使得有些学生主动放弃上哈佛，但是又得到哈佛“录取”的面子。当2002年哈佛《猩红校刊》首度披露这个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的现象时，被调查的“Z名单”学生中有72%是校友的子女。2010年的一个后续报道证实，被推迟录取的学生中，有非常高的比例是校友子女，并且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富裕家庭。

据报道，其他学校“桌面下”也有类似“Z名单”的特殊渠道，《布朗日报先驱报》2011年报道，布朗大学平均每年有26名学生经由类似管道推迟录取。

这些报道在反平权行动学生组织（SFFA）2014年首次提起的诉讼中成为支持论证的重要部分，根据SFFA的文件，“Z名单”的白人学生超过了一半：2014年到2019年之间，“Z名单”里的学生70%是白人学生，比亚洲、西班牙裔和黑人学生加起来要多。黑人学生只占“Z名单”的2%。

这些文件还显示，近年来哈佛校友的子女在“Z名单”中占了很大一部分：2014至2019年之间，46.5%的“Z名单”学生是靠“祖荫”录取。

更重要的是，SFFA文件指出，进入“Z名单”的学生，高中学习成绩与被哈佛拒绝的学生（而不是被录取的学生）的成绩更接近。

当种族平权的议题经由多个对哈佛等大学的法律诉讼和特朗普政权的调查而再度引起关注，其实传承录取的优势超过种族平权的效用。表面上看起来，种族平权下有色人种学生在大学入学率上最为受惠，但是根据2004年在《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的一篇研究显示，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传承学生都是白人，传承录取机制使得黑人、拉丁美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录取率大大降低。

这项研究对比了传承因素、种族平权和运动员优惠三种政策，分别对不同学生群体的影响，以SAT分数为基础线来呈现这些身份所带来的加减分，结果显示种种优惠某种群体的政策可能对亚裔学生最为不利：

黑人：+ 230
西班牙裔：+ 185
亚洲人：- 50
招募运动员：+200
传承（校友子女）：+160

“传承录取”的经济理由

美国大学经常引用来捍卫“传承录取”最重要的理由是经济：传承申请人可以帮助学校获得校友捐款。校友捐款是自愿捐款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2005年美国大学收到校友捐款71亿美元，占所有自愿捐款的28%。哈佛于2017年成立的招生评估委员会研究后得出结论：取消学校的传承优惠可能会损害“慷慨的财政支持”，这“对哈佛作为领先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至关重要”。

但是一项研究追踪了1998年至2008年美国前100所大学的校友捐赠情况，并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进行了排名。这项研究发现：“没有统计上的显著证据”表明，传承录取本身使任何一个特定的校友更有可能捐赠；相反地，研究显示，传承录取允许学校接纳更多富有校友的子女。

因此，由于这些富有的校友倾向于捐出更多的钱，对于校友子弟的偏好似乎确实有助于高校的财源。但是反过来看，整体而言“传承录取”的优先权对于大学基金似乎并不重要：研究中追踪到的7所学校取消了“传承录取”偏好，短期内却没有看到捐赠的大幅下降。长期的影响尚待研究。

耶鲁目前有校友子女入学优惠的政策，从1980年到2010年，新生班中有耶鲁校友家长的学生比例从24%下降到13%，但在同一时期，校友捐赠总额却有所增加。有人可能会指出降低校友子女的比例实际上可能阻止了耶鲁大学带来比实际更多的捐助，但是事实显示，传承录取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经过通胀调整后，耶鲁大学由校友捐款提供的部分，从1980年的20亿美元以下增长到2010年的160多亿美元。

大学另一个支持传承录取的原因是学校希望与校友保持长期的联系。研究高等教育文化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家艾米•宾德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让那些有着良好关系的学生进入精英网络，这是一流大学吸引力的核心部分。这正是一位哈佛大学的系主任在捍卫传承录取时的说辞：让“对哈佛更熟悉”的学生和“对哈佛不太熟悉”的学生一起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

也就是说，传承录取提供了精英阶层的“身份识别”，促进身份认同，正如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米切尔•史提芬在《创建一个阶级：大学招生和精英教育》一书中指出的，美国高校努力与学生和毕业生建立“类似于宗族的”情感联系，“一部分是为了吸引慈善捐款，另一部分是为了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们对持有这种身份的人给予特殊的尊重或认可。”

祖荫偏好持续存在的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很多人看来，许多传承录取并不代表学术质量的显著下降，它们的存在似乎并不会对校园的学术氛围造成有意义的破坏。虽然一些研究表明，尽管“传承录取”的学生比同龄人的平均成绩要低，但其中很多都是优秀的申请者。而美国精英大学在世界的排行并不比其他国家没有传承机制的大学逊色。

我的一位前辈好友沃老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期间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捐赠办公室的副主任，他估计当时大额捐款超过90%来自校友家族。

在那样的情况下，捐赠录取和传承录取之间的数据应该有很大的重叠性。近年来，由于大型捐款逐渐从校友群中转移，这两个区块所占的比例加起来可能更为可观，变成无形的保证白人以及有钱人的优惠政策。

由于美国私立大学严重依赖校友的捐赠，批评人士认为，传承优惠是一种间接出售大学录取机会的方式。反对者指责这个机制使寡头统治和财阀统治得以延续，因为它们降低了入学过程中学术成就的权重，以换取经济效益，受惠的学生往往是白人富人，这导致了社会经济的不公平。

美国大学，特别是精英私立大学，主要靠私人募款提供经费来源，在一个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急剧下降的时代，大学和学院不得不严重依赖校友的私人捐款来资助大学的运营预算和基础设施。因此，即使一些宣称不使用“传承录取”机制的学院，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照样维持高标的学术水准和学生品质，大趋势仍然使得“校友回馈循环”占有重要的角色。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全球市场倡议》项目今年四月对一群经济学家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受访专家都一致认为，传承录取制度将具有更大学术潜力的申请者拒之门外。然而对于优惠校友和捐助者子女的净效应是否可能会减少高校对社会的贡献（包括对大学募款的任何影响和其他高潜力申请人的任何损失），2%的经济学家强烈认为“会”，29%认为“会”，而40%是“不确定”，19%认为“不会”，显示经济学家们对于传承录取和捐款录取所形成的社会效应的看法分歧。

华人校友的传承之光

华人之中开启校友传承之光的是2016年耶鲁法学院收到来自校友蔡崇信（1986年耶鲁本科经济学士；1990年耶鲁法学博士）3000万美元的赠款，用来设立耶鲁中国中心，纪念已故的父亲蔡中曾博士。蔡中曾是中国浙江省湖州人，在上海长大，1948年移居台湾，1953年到耶鲁深造，1954年拿到法学硕士，1957年成为第一个来自台湾获得耶鲁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蔡中曾回台湾后，成为台湾经济奇迹和融入国际经济的先锋人物。1965年，蔡中曾与父亲蔡六乘在台北创办常在法律事务所，成为一家大型国际法律、商务法律合伙律师事务所。蔡中曾为了纪念学生时代的导师，捐款设立了耶鲁法学院的迈尔斯•麦克杜格尔讲座教授和蔡中曾讲座教授等席位。

耶鲁宣布这个捐款的新闻稿里，强调的词汇便是“传承”。蔡崇信是第三代法律人，1990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后，在纽约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执业，然后搬到香港开始投资管理的职业生涯。1999年他遇见了马云，不久之后加入了阿里巴巴。

蔡崇信的两个妹妹都是耶鲁本科生，其中蔡崇和是我在耶鲁学日文的同班同学。他们一家不是因为“传承录取”的优惠，而是透过积极回馈和优异表现，成为校友传承的正面典范。

随着美国大学招生种种舞弊事件成为社会的焦点，校友传承优惠的利弊也将成为更多人省视的目标，要通过大众的检验，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但是任何取消传承优惠的提案预计将会受到校友的杯葛，而美国国会议员里有不少传承录取的受惠者。

我认为大学如果真正要更公平、更开放，便应该重新评估对于校友以及捐赠人士的优惠，拒绝让财务成为谁的孩子更有资格接受大学教育的决定因素，让校友和捐赠身份限于担任“平分决胜制”的角色，也就是在同等资质、难以取舍的申请学生中最后用来一决胜负的因素，这样才能促进真正基础上的公平。

作者 |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