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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常青藤盟校之一的布朗大学和州立大学中的密歇根大学有什么共同点？它们各有910名学生运动队员。
当然，它们也有不同，密歇根大学狼獾队在历年各大体育赛事中打出了赫赫威名，很好地发扬了奥林匹克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有无数粉丝会通过新闻和电视追捧他们参加的比赛；而布朗大学熊队在美国民众心目中则往往被认为是体现了另一条重要的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
书归正传，这两个队孰强孰弱并非主题，重要的是密歇根大学的910名运动员占学生总数（包括研究生）的2%，而在比它小得多的布朗大学，这个比例达到了9%。根据联邦数据统计，美国的私立精英名校都有相当高比例的运动员，布朗大学的运动员占本科生人数的14%，耶鲁大学是15%，哈佛大学16%，达特茅斯学院的比例则是22%，而在更小的文理学院如威廉姆斯，安默斯特，鲍登学院，这一比例往往超过30%。
当这些名校的录取率低于10%甚至5%时，为什么这些运动员能获得名校青睐呢？美国社会历来有重视体育的传统，而良好的体育比赛成绩也是吸引校友捐款的利器，所以名校往往为运动员预留招生名额，早在众多学子提交大学申请之前，运动员们已经锁定了名校的入场券；而运动队教练的“金手指”对于录取与否则有着决定性的力量，哈佛大学的录取率大约5%，而该校运动队教练“钦点”的运动员录取率则是86%，难怪招生舞弊案中好莱坞明星大腕们会不惜重金贿赂教练，只求他们的“点金指”能点中自己并无体育才能的孩子。
在《华盛顿邮报》的调查中，名校对此有的矢口否认，声称没有为运动员预留的名额，而运动员的录取是由招生官而不是教练决定的（当然，招生官只是“恰好”赞同教练的选择，类似现象在中国有个名词叫橡皮图章，是形容人大的）；有的则讳莫如深，无可奉告。然而内部人士的爆料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幕后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任大学校长说：“你必须得有个名额，不然的话会完全无法控制的。”
名校的运动员很少来自低收入家庭，毕竟，名校所热衷的帆船，击剑，马术，高尔夫等“绅士运动”大多需要重金来购买器械，租用场地，聘请私教等等。而公立大学的运动员则很少从事这些运动，举例来说，2017年，美国第一赛区有24所大学的壁球队有超过25名以上的队员，包括所有常春藤盟校，而美国著名的“十大”体育联盟的公立学校则无一上榜。公立学校的运动员不仅占学生比例低，而且其中大部分依靠体育奖学金来支付学费。
在各私立名校一面高唱多元化的赞歌，对参加补习班以提高学术成绩斥为“金钱特权”的同时，却对需要更多金钱作为后盾的体育特招视而不见。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名校体育特招所反映出的问题。Gerald Gurney，一位多年担任大学体育官员的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助理教授说：“为什么高等教育把如此大的权力交给一个体育部门？这和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在招生舞弊案涉及的南加州大学，数百名教授在五月联名要求学校管理层组织一次由教职员工领导的广泛讨论，讨论关于体育在大学中的角色以及它和南加大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核心使命的关系。在2011年，布朗大学当时的校长Ruth Simmons出于对体育因素影响招生的忧虑，将体育特招名额减少了9%，但每年仍然有205个特招名额，这一裁减已经在近年恢复原状。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校长Hiram Chodosh非常担忧金钱给予富有家庭的孩子在体育特招的竞赛中的先天优势，他说：“财富和特权太多时候决定谁能成为有竞争力的运动员。这种差别对于希望有一个平等竞赛场地的大学和国家是一个挑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