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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是否总是向特权阶层子女倾斜？美国名校招生丑闻曝光后，高校录取程序的公平性成为热议话题。其中，“校友子女偏好”（Legacy Preferences）这一招生条目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据《哈佛深红报》报道，哈佛大学2022届毕业生中，通过“校友子女偏好”而被特招的学生比例占到36%，而2021届比重则为29%。
截止2015年，相比普通学生，校友子女们被美国顶尖大学录取的几率要高出五倍。实际上，全球前十所顶尖学府中，有四所大学仍保留着“校友子女优先录取”的条例，它们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
这些“关系户”往往来自白人富裕家庭，在哈佛大学2022年“关系户”毕业生中，家庭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占比约45%。高昂的学费正在富裕和贫困学生之间划开一道分界线。哈佛大学2018-2019学年学费约为67,850美元，这对低收入家庭本身而言已经是一座高墙，而“关系户”比例增多，挤占低收入家庭申请者的机会。
乔治城大学教育和劳动力中心调查研究显示，当来自工人阶级的学生进入精英学校后，他们将更容易因此跃升至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最终将有利于推动国家公平。但阶级流动并没那么简单，2017年《纽约时报》称，那些成长于金字塔尖1%家庭的孩子，其考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底层（底端20%）孩子的77倍。
布鲁金斯学会的理查德·里夫斯在其著作《梦想囤积者》中指责名校“偏袒”校友子女的做法：在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很少有如此赤裸的“施惠”行径，而鼓吹人人平等的美国，“校友子女优先录取”政策竟是稀松平常又合规的存在，这极具讽刺意味。理查德·里夫斯说：“在接近要害问题上，美国的自由主义倾向反而显得举棋不定。”
“校友子女偏好”这一政策在落地之初就带有种族歧视的阴影。20世纪初，该政策在美国生根发芽，以排除高校“不理想”的申请人（比如犹太裔移民），以此确保学生群体的同质性。1919年，达特茅斯学院宣称“所有合格的达特茅斯校友和军官的儿子“都将被录取。1922年，普林斯顿也效仿这一招生政策，使得该校犹太学生人数骤减。事后，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委员会主席承认，他曾想借此解决学校的“犹太问题”。
尽管人们早已意识到“校友子女优先录取”政策的不公，比如早在十几年前，乔治亚大学和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等高校已不再考虑申请者的家庭成员背景，但大多数院校连剔除该条例的意向也未曾有过，只是做一些无关痛痒的改变，比如空口呼吁多样性校园。保留这一不公平政策的主要原因，仍是高校对”钱“的考量。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本科生招生办主任里克·克拉克表示：“我不认为考察学生家庭背景是一件疯狂的事，院校应先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该校有近五分之一的新生通过“校友子女偏好”通道被录取。
里克·克拉克认为，这个传统政策好处良多。学校可以与校友建立稳定联系，而这些毕业校友被认为是极有可能掏钱资助母校的“金主”。另外，校友子女们更有可能是“资优生”，他们善于搭建人际关系网络，热衷于创立校内团体，活跃校园气氛。几代人成长于同一个校园，也能让学生们对学校粘性增强，帮助高校建立人脉和资源。同时，克拉克认为，录取“校友子女”和促进校园多元化并不冲突。
近年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精英学校增加了低收入学生的比例。2016年，包括所有常青藤盟校在内的30所院校签署“美国人才计划”，旨在到2025年“吸引、招收和培养5万名低收入学生”。春风的确吹向低收入家庭的优秀人才，但“校友子女偏好”政策与“机会平等”理念的相悖仍难以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