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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大学的大一新生郭跃满说去年申请美国大学时，自己面对的是“一手没有办法打的烂牌”。
初中毕业后，她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国际部，并在托福和SAT考试中都拿到了很高的分数，但她在高中时“没有一项领导力活动”，觉得自己离那些课外活动丰富的尖子生们差了不止一点半点。
而当她开始写申请书时，她终于在自己履历中找出了亮点。高一的时候，她喜欢玩一款叫做《上古卷轴》(The Elder Scrolls)的电脑游戏，这款游戏的设计师依托宗教学的架构构建出了属于自己的神话体系。她在百度贴吧和Reddit等论坛上看到很多人在探讨游戏背后的学术背景，就自己买了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宗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来读，这本书让她从此确定了对宗教学的兴趣。
在布朗大学申请书的一道题中，郭跃满选择描述她在游戏论坛上结交的朋友们。她写道，探讨《上古卷轴》的网友里，有人是人工智能的开发研究者，有人同时有历史学和科学的学术背景。“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知识的美，和用一生追寻它的方式。”
在美国大学的眼里，什么才算是一个出色的申请人？这是令许多像郭跃满一样申请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及其家长都感到难以理解的问题。在最近几周，围绕哈佛大学招生工作的联邦诉讼将这个议题推到了全美乃至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留学生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尤其在申请进入规模较小且人数固定、依靠平权法案维持学生群体多样性的精英学府的过程中，中国留学生的竞争趋近白热化。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申请人数量本身的飞速增长。据一家美国非政府机构国际教育研究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在2016~17年，就读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超过35万人，其中将近14.3万为本科生，占全美本科留学生总数的32.5%，较前一年增长了5.3%。虽然这个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了不少，在2010~11年，中国本科生增长率一度达到42.7%，但是本科留学人数一直持续增长。
然而，在许多排名靠前的学府，中国本科生的总数并没有任何明显增长。哈佛大学国际办公室2016~2017的数据显示，6700余名本科生中，有739名国际学生，其中中国大陆学生不过59人，这一数字与过去六年基本持平，都在50人上下。（在2017～18学年度，哈佛中国本科生的人数又回落到了51人)耶鲁大学和哈佛一样，中国本科生人数较为稳定，2016～2017学年间610名国际本科生中，有61位中国学生。同一年中，普林斯顿大学625名国际本科生中只有30位中国人，较前几年略有下降。
美国大学把特长、课外活动、性格、教师推荐书等计入考量内容的申请系统，让很多中国学生感到有些无所适从。除此之外，在英语培训产业逐渐完善的今天，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高分也不再鲜见，对于从小在应试系统中长大的中国学生来说，大学申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了。哈佛大学给出的录取学生SAT中间分数段是1470～1570分；仅仅按照这个标准，北师大附中实验中学一半以上的毕业生都考出了可能进入哈佛的分数。但是该校今年并没有学生被哈佛录取。
许多中国及其他亚裔申请人也认为，他们由于招生系统中考虑种族平衡的政策而受到了某种不公平对待，甚至歧视——尤其是在性格评价这样的主观条件上，他们怀疑自己因为美国社会中对亚裔人士的刻板印象而受到了影响。
最近把哈佛告上了法院、代表亚裔美国学生的组织“大学生公平录取”(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声称，在“积极人格”、亲善力、勇敢、善良和“广受尊敬”等性格特质上，哈佛一直对亚裔申请人打出低于其他族裔申请人的评分。原告认为，哈佛招生资料证实了他们的指控，即亚洲人在大学申请中一直遭受着隐性歧视。哈佛大学称，哈佛不歧视任何族裔的申请人，并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全面评估”招生政策。
原告的领头人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是一位致力于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推行无种族倾向性政策的保守人士。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原告的最终目的在于推翻在录取过程中考虑并平衡种族的平权法案。将来如果那样的话，也许更多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亚裔学生可以因此进入名校，但此举可能会大大伤害其他少数族裔的权利。
在我所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不少亚裔人士表示，在关于平权法案的辩论之外，最应该得到定论的是哈佛大学是否歧视了亚裔申请者。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大四学生刘泽铭也告诉我，“平权法案并不是亚裔受到歧视的原因。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以性格打分、校友后代优先录取为代表的歧视性系统。如果取消平权法案，这种对种族多元、积极平等的否定对亚裔的伤害会是很大的。”
如果哈佛输掉这场诉讼，美国大学的录取过程未来有可能会改变。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学生和顾问们认为，他们需要学会更好地适应当下的系统，虽然它有的时候并不透明、令人难以捉摸。他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展现自己的性格和其中独特之处将是他们成功的关键，这也是最困难的挑战。
郭跃满的中学同学刘云璞说，“在国内应试系统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一直向前跑。但是在申请出国的时候，目标好像没那么清晰了。”她的通用申请(Common Application)作文主题是自己从初中起一直喜爱并坚持的跑步。她最终选择就读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不在通用申请的范围之内，她告诉我，通用申请系统里的学校申请结果不够理想有可能是因为文书没有写好。
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留学机构德明教育体验的合伙人之一肖弘扬认为，这起将哈佛大学推到风口浪尖的诉讼的核心问题，在于“文化价值歧视”。他说，“东亚文化中有非常深厚的勤学、谦虚的根基，这样的土壤并不在西方。美国招生官在衡量学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更重视一种美国标准下的优秀。他们的标准是西方的，脱胎于希腊城邦对公民的要求：有领导力、关注社区并活跃于社区活动。”
那么，在读高中与申请大学的过程中，中国学生如何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固定答案。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和传统的高分学生区分开来，很多家长为子女选择了在国内似乎不那么流行的课外活动：冰球、马术、去非洲的义工旅行。位于北京的留学机构ESC精英学者项目(Elite Scholars of China)的创始人卢正树(Tomer Rothschild)提到，他见过的最出人意料的活动是——极地科考。但是他总结说：“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课外活动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字——收获。”
大学申请中受到ESC指导的郭跃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接触的资源没有那么多，初中是普通的理科实验班，连高中也只开设正规的数理化课。”她回忆说，“但我知道我的天赋不在理科研究，我最后申请的是宗教学和人类学专业，基本全部是自学，自己找的资源。”
在对学生的评价方面，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差距真的如此之大吗？诚然，美国没有像中国一样高压的高考系统，但许多希望进入顶尖高校的美国学生同样需要克服巨大的学术压力。
以刚刚毕业于密歇根州的一所寄宿学校、目前在芝加哥大学读大一的王瀚智为例。他告诉我，决定中学就出国是因为他看到身边很多亲戚朋友从小到大依靠刷题学习，高考的时候在父母建议下填一个“好赚钱的”专业。而真正到达美国后他发现，在看似更自由的教育环境中，“好学生也是很苦的。”刚入学的时候，王瀚智选修的荣誉生物课程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老师像中国的老师一样严，迟到一次就要扣掉作业分。”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熬夜读书也是家常便饭。
而让他在美国的学校中逐渐找到自己的是学习的自主性。和很多中国学生一样，王瀚智先是参加了关于数学和机器人的社团，希望以后成为一名工程师，但随着对人文社科的学习与接触，他在高中的后半段加入了校报写社论，最后成为了观点栏目的编辑。他总共参加了十多个社团，在参加过众多不同的课外活动和自己选择的学习课程之后，他开始看到了自己每一段人生经历中内在的逻辑和关联：“学习历史和自我思考一样，都是把不同的点连成线的过程。”
芝加哥大学素来以不拘一格的文书问题闻名。去年申请的时候王瀚智选择的题目是：有什么事物让你因为它的缺陷或是怪异之处才更爱它？与在中国的申请顾问几轮探讨之后，他一次次审视自己的生活与学习经历，尽管学业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他最终提交的版本却是围绕着课堂之外的世界展开的：他对于苏联军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音乐独特的兴趣。
在学习累了的时候，苏联音乐总能让王瀚智提起精神。但当他把这些激情洋溢的音乐和历史书中学到的布拉格之春、古拉格群岛做出连接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乐曲的作用不止提神醒脑这么简单。在文书中，他写道：“苏联曾经是反殖民和革命运动中的先锋，但它却逐渐成为了自己曾经想要推翻的暴君和殖民者。当我听到国际歌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会立刻窜上去，但是当我想起勃列日涅夫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我却只能叹息。”
王瀚智的故事诠释了大学申请中重要的一环：如何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趣的人。哈佛大学这起诉讼让外界的观察者看到，具有更强的领导力、抗压能力、成熟度、幽默感的申请人有可能得到更高的分数。
曾任德明教育体验合伙人的杨苏辰都表示，单一的叙述模式是中国申请人经常走入的误区。他说，“他们喜欢用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来讲述成长故事，从而落入了结构上的陷阱。”在这些年轻人的脑海中，成长仿佛必须意味着从奋斗到成功的结局，而过于狭窄、没有独特性的自我呈现在申请中往往是不利的。
就此，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肖弘扬提到了他在八年前申请大学的经历。当时的他在自我发掘的过程中格外痛苦，在给自己贴标签的过程中，他写好了第一稿文书：性格内向的自己和渴望成为领导者的自己开始了斗争，经过一番挣扎，他成功了——他成为了一个领导者。
他当然知道这个故事并不全面，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向他提出建议：这样的故事未免太苍白无聊了。在苦闷的阶段中，他读了很多书，并渐渐意识到拥有多元的自我是很自然的事情。“蒙田的《论人的行为变化无常》让我开始认识和了解内心的一些矛盾，在最后的文书里，我给有点学究气的一面和充满热情的一面分别作了人物素描，并且把它们拼到了一起。这个过程让我用更成熟的角度去审视自我，”他回忆道。“申请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接受和心平气和的和解。”
王瀚智和肖弘扬的故事都让我想到了几年前的自己。
四年前，我从洛杉矶郊区的一所寄宿中学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再四年前，对美国教育系统所知甚少的我从北京的一所公立学校到了加州读书。我记得有中国同学为了让自己和其他练习长跑或者羽毛球的亚裔同学不一样，而去参加垒球队；自己并不喜欢这项运动，练到最后也很难击到球，可是哪怕只是坐在场边的板凳上，第一次参加竞技比赛也变成了她难以磨灭的回忆。我也记得自己为了锻炼英文口语去参加辩论队，却在心底一直知道我不喜欢针锋相对的比赛过程，但是为了比赛搜集资料、整理论点的经历，让我发现了自己对于写作与研究的热情。
课外活动本身的成绩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像ESC的卢正树说的那样，真正打动自我和他人的是其中的经历。而在我的回忆里，迷茫、焦虑、一个人的孤独和无措，都让我更加确定在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中真正需要什么。现在的申请者能够得到的是我刚刚迈出国门的时候无法想像的资源，但在这些资源的支撑之外，高中生们也需要自主思考，体会挫折的意义，从而决定要在大学申请中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另一家北京留学机构Due West的创始人Andrew Sohn跟我说：“招生官知道很多高中生会在进入大学后再次更换自己本来选择的专业。因此，他们并不完全是要在这些年轻人中寻找某项学科或是课外项目的精英，他们需要的是学生具有在任何领域都会闪光的钻研精神和探索的勇气。”
哈佛这样的顶级美国大学所考察的性格特质固然有其主观之处，但是在中国的应试竞争思维所熟悉的分数和奖项比拼之外，这样的评判系统给年轻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内心真实自我的机会。这样成熟的申请人或许像郭跃满一样曾经饱尝失败、与学校中的主流格格不入，或许像王瀚智一样曾经在很多条不同的道路面前困惑过，但是他们知道要为自己，而非别人眼中成功的定义而努力。
与此同时，“大学生公平录取”通过这起诉讼所主张的是一套中国学生熟悉的、更加以成绩等可量化条件评判学生的标准。在教育越来越国际化的当下，亚裔原告们的诉求代表了文化冲击带来的挑战。
Andrew Sohn认为，中国学生与家长对优秀的执念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教育的态度也会影响到美国。”
“哈佛被告上法庭只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的冰山一角，”他说。“这应该是我们对于教育与价值多样性的对话开始的起点。美国大学应当如何对待这些成批涌来的少数族裔及国际申请人？我们如何做出真正的、积极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