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大学的肮脏小秘密

我们进步人士崇尚机会、平等主义和多样性。然而，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美国一些最自由的堡垒，依赖于一种特权继承制度，它以牺牲几乎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成全富裕的白人。

我说的是精英大学的“校友子女偏好”。这些大学被看作是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公共物品，但它们操纵招生，偏袒那些在生活中已经享有各种特权的申请者。

一起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案将焦点放在了它的招生政策上，原告认为这些政策伤害了亚裔美国申请人的利益。我不认同这起诉讼，认为这是一项假旗行动，目的是废除针对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平权行动。

但这起官司揭示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对校友子女的偏好，以及对大手笔的捐赠者和教职员工子女的照顾。美国绝大多数精英大学为了照顾富裕的、拥有特权的校友子女，对他们系统性地区别对待。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的孩子被录取，那就给大学捐个500万美元，这样他们就会重新考虑。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在他的著作《梦想囤积者》(Dream Hoarders)一书中，对照顾校友子女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里夫斯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这样对校友子女赤裸裸的照顾做法，但在所谓人人平等的美国，这一体系却是正式的、成系统的存在。

与自由主义联系如此紧密的机构却欣然接受了一个世袭的贵族体系，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呢？啊，永远不要低估利己之心塑造人们观点的力量。正如里夫斯冷淡地说的那样：“在更接近要害的问题上，美国的自由主义却倾向于减弱。”

我是作为平权行动的受益者来写这篇文章的。我曾是俄勒冈州的一名农场男孩，常春藤盟校偶尔想录取乡下的土包子，所以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写了一篇关于我给羊接种疫苗、摘草莓，以及参加美国未来农民(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竞赛的申请文书。

哈佛想用来自田间的乡巴佬来帮助一届新生多元化，所以选择了我。后来，哈佛对我的人生有巨大的影响。我也为几年前得以在哈佛大学校董会服务，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做访问学者感到自豪。

人们对校友子女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存在分歧。为目前正在审理的案子提交的材料表明，在一段六年的时间里，申请哈佛的校友子女中有33.6%被录取，而在非校友子女的申请人中，这个比例是5.9%。

七年前，哈佛大学一位名叫迈克尔·赫维茨(Michael Hurwitz)的博士生使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发现，如果父母之一是美国30所顶尖大学毕业生的话，子女被这些学校录取的机会增加45个百分点。例如，对某所精英大学来说，如果普通申请者的录取率是20%的话，校友子女申请者被录取的概率上升为65%。

此前，据普林斯顿大学2004年的一项研究估计，顶尖大学的校友子女身份相当于给他们的SAT考试成绩加160分（SAT满分是1600）。

校友子女偏好似乎是20世纪初引入美国的，当时是作为一种把犹太学生拒之门外的方法。值得赞扬的是，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一些美国大学——更不用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没有校友子女偏好。

这些顶尖大学说，校友子女偏好有助于建立一个多代的校友社区，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它们还指出，奖励捐赠者有助于鼓励捐赠，这些捐赠可以用作资助贫困学生的奖学金。

但总的来说，让我忧虑的是，美国一些最好的教育机构把一种改变人生的机会给了那些已经拥有许多优势（从小提琴课、到国际象棋比赛、再到SAT辅导）的孩子们。在此之上，让富裕家庭为得到额外考虑掏钱，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让人恶心。

自由派人士不同意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做出的允许企业大亨花钱买政治影响的裁决，为什么要允许企业大亨在大学招生上买影响呢？

更广泛地说，机会均等和英才领导体制上哪去了？它们可能是理想，而不是现实，但为什么要在顶尖大学录取上捍卫一种世袭特权和金钱优势的正规制度呢？

“校友子女偏好为一般来说已经过着优越生活的申请者提供了优势，”（哈佛培养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教育和公共政策教授苏珊·戴纳斯基(Susan Dynarski)说。“这与平权行动背道而驰，平权行动帮助的是那些面临逆境的申请者。少数精英大学积累了大量在税收上有利的捐赠，并利用它们以这种方式来延续特权，这是违背良心的做法。”

更大的问题是，包括五所常春藤盟校在内的38所大学招收的学生中，来自经济层次顶端1%的人，比来自中低层60%的要多。总的来说，来自顶端1%的孩子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来自底端20%的孩子的77倍。

当家庭背景已经很重要的时候，美国最好的大学真要让天平向已经拥有特权的孩子倾斜吗？或者允许他们的家庭通过捐款，买来让天平第二次倾斜的机会？

《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的学生记者在一篇社论中说：“用最简单的话说，校友子女偏好是错误的做法。这种做法把从拥有更少的人那里拿走的机会，交给那些拥有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