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的代价，美国名校招生潜规则

本文是对《录取的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的提要。本书梳理了美国名校招生的各种潜规则。这些特权和歧视挤压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和亚裔本应获得的名额，是一种极大的社会不公。

最后，作者列举了不靠潜规则而完全按学生优秀与否来录取的三个小型高校（加州理工学院，伯里亚学院，库伯联盟学院），它们良好运转的实践为高校运行提供了另一条道路。

本书有如下几点现实意义。

第一、对于力争将孩子送入美国名校的家长们，这是一个虽嫌粗略，却也可以当作指南的路线图。

第二、对于在教育产业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中国，这是一个可能性不小的未来：“全面美化”后的高等教育界，或许会一如“以港为师”后的房地产业。

第三、它引出了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些“潜规则”是有人刻意设计的吗？如果答案为是，设计者又是谁？用国人熟悉的白话来说，“录取的代价”的体制渊源和阶级根源分别是什么？

第一章
麻雀如何变凤凰
（How theZ-List makes the A-List）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如何录取那些巨额捐款者的子女，但实际上这些学生单靠自身的学业能力是无法进入哈佛大学就读的。

在本章的开头部分，作者列出了一些数据。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其低录取率也说明了想要进入哈佛大学的难度之大。实际上，哈佛大学接受申请人的申请比率仅为10%，再加上要考量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最终录取率还不到5%。

然而，对于那些巨额捐款者的子女们来说，尤其是那些至少要提供100万美元才能加入大学资源委员会（Committee on University Resources，COUR）的学生们，针对他们的录取比率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作者在书中介绍说，该委员会所有时间段的成员累计共424名，有218名成员的336名子女进了哈佛，另有80名成员没有子女或孩子还没到上大学的年龄。

他还提到，根据他的调查，巨额捐款者子女的录取率超过50%，这要比普通录取率高出5倍还要多。尽管录取率异常之高，但那些巨额捐款者子女的能力却低于全体学生的整体水平。有25%的人在毕业时得不到荣誉，而这一比例在普通学生中却仅有10％。

有些人试图解释这种巨大的差异，声称这些学生确实符合哈佛大学的入学标准而被批准录取。但作者在本章中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他列举出了很多不符合标准的学生出于家庭背景的原因最终被录取的例子。

马修·伯尔（Matthew Burr）就是其中一例。他的父亲克雷格（Craig L. Burr）是一位风险投资家，也是大学资源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给哈佛捐赠了100万美元。马修的SAT分数仅有1240分，比哈佛平均分低230分，但他仍然被成功录取。连他的高中招生顾问都曾说过，他的家庭背景一定会“帮助”他进入哈佛大学的。

除了在录取时可以直接获得SAT分数降几百分的优待以外，这些巨额捐款者的子女们还会受到其他“特殊照顾”。

例如，他们许多人都要和学院院长进行非正式的“面谈”，而正常情况下，院长一般都不会接受申请人的面试要求。哈佛大学还有一个名为“Z名单（Z-list, 译注：即末流名单）”的项目，允许那些富人家和与学校有要好关系家庭的本不符合录取资格的孩子们在下一年入学（译注：需多等一年，希望他们自己因种种原因会放弃，事实上基本无人放弃），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占用更多普通学生们的录取名额。

千万别以为花几百万就可以在Z名单上买一个位置，该名单上的学生多为有大笔捐赠的校友亲属（legacy students），白人，此外需要“有背景”。

另外，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们经常会被邀请参加哈佛饮食俱乐部（Harvard eating clubs，译注：不同的大学叫法略有区别，在哈佛更常被称为final clubs，在普林斯顿更常被称为eating clubs，是富豪权贵子弟的封闭社交团体）。在那里他们可以建立强大的社交网络，积攒人脉关系，也唯独在这里才能享受到这一特殊待遇。

第二章
杜克的“发展录取”
（Development Admits at Duke）

在本章中，作者深入研究了杜克大学和其他许多大学如何给予富裕家庭子女录取入学的特权。这些家庭富裕的子女一经被准许录取，他们家里便可能会给学校捐赠一笔巨款。

这也被称作“发展案例（development cases，译注：指本科申请时暂时搁置那些因学业表现和考试分数不足以获得录取的申请人，其录取与否取决于申请人家庭可能给予的捐赠。而此类申请人的家庭通常由以前给学校做过巨额捐赠的家庭推荐过来。）”策略。

在本章开头，作者介绍了一位在2001年申请杜克大学的学生莫德·巴恩（Maude Bunn，译注：父母分别为Willard Bunn III，和Cissy Bunn）。她在精英寄宿学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她没有被引入优秀学生协会，SAT成绩也不理想。

她的简历毫无竞争优势，根本不适合申请像杜克这样的顶级学校，但即便如此，她仍然被成功录取。而作者指出，她的家庭背景就是她被录取的唯一理由。巴恩家族经营一家咖啡机公司，对多所学院有过慷慨捐赠。莫德被杜克大学录取几个月后，她的父母应邀加入了杜克大学的筹款委员会，但他们拒绝透露给杜克大学捐了多少钱。

作者接着谈到，杜克大学和其他许多大学已经录取了数千名像莫德一样自身条件不合格的富裕家庭子女。“发展录取”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战绩，特别是杜克大学，所收入学捐赠款从1980年的1.35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8亿美元。

但与其他大学不同的是，杜克大学并没有从校友手里一方获得大部分捐赠款，而是主要收取家庭富裕的非校友捐赠的资金。在90年代后期，杜克大学开始放宽录取条件，每年通过“发展录取”策略入学的案例高达100起，引领美国各大高校年复一年地从非校友捐赠者手里获得源源不断的捐助款。

杜克大学和其他许多高校也开始通过在私立和市郊学校（译注：即富人子弟云集的学校）招聘申请人以寻求更多有意愿申请入学的家庭富裕的学生。

实际上，“发展录取”策略已经非常普遍，一些教育顾问甚至明码标价，“出售”入学名额。捐赠2万美元就可以申请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想申请排名前25的高校则至少要捐赠十万，而申请排名前10的顶尖名校则至少要捐赠25万，甚至经常高达100万美元。

最后，作者用本章的剩余篇幅列举了一些实例。

其中，亿万富翁罗伯特·巴斯（Robert Bass）两个孩子的录取申请最为引人注意。罗伯特·巴斯1989年加入斯坦福大学董事会，两年后他向学校捐了2500万美元，而且此后接连数年都有大额捐赠。1998年，罗伯特的长女玛格丽特·巴斯（Margret Bass）是在其高中申请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9名学生中唯一被成功录取的。

然而，玛格丽特的SAT成绩仅为1220分，低于斯坦福大学平均分140分，并且在那9名申请者当中她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位。

玛格丽特于2002年毕业后，作者向斯坦福大学招生处主任询问了她当年的录取情况。招生处主任表示，斯坦福大学发展办公室确实向她提供了父母是巨额捐赠者的申请人名单，并且斯坦福大学在招生录取时的确会参照以往的捐赠记录予以考虑入学申请。

罗伯特·巴斯的次子蒂姆·巴斯（Tim Bass）的SAT成绩比他姐姐还要低，但他同样也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他们的家庭律师说，蒂姆本来是被招来踢橄榄球的，但他的教练和其他球员都表示他充其量也就是个普通球员。

入校后他身披25号球衣，但很少上场。后来，作者采访了蒂姆在斯坦福的前任教练，他说招生办公室经常请他们挑选出一些家境富裕的孩子们。

第三章
名人效应
（The Fame Factor）

在本章中，作者概述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通过录取一些家境富裕的学生来讨好他们的家长以求得到相应“回报”的情况。

在本章开头，作者介绍了一位前经纪人兼创意艺术机构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他的儿子克里斯·奥维茨（Chris Ovitz）自身能力不足，但成功被布朗大学录取。

克里斯只是一名资质平平的普通学生，与布朗大学的录取标准还相差甚远。谈到克里斯，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说他对学习没什么兴趣，他的考试成绩可以说是“差到不能再差。”而且，他还受过几次纪律处分。最严重的一次是他在上初中时企图用棒球棒殴打女同学。

事实上，录取克里斯引发了很大争议，招生办公室对此进行了多次研讨商议。最后，学校做出妥协，同意录取克里斯为“特殊学生（special student）”。在克里斯入学后，他的父亲为感谢学校，对布朗大学进行了回报。不过他没有直接给予巨款捐助，而是利用他在影视圈的名人效应安排了很多知名演员和导演出席布朗大学举办的一些大型活动，从而给学校带来影响和名望。

作者随后开始深入研究这些明星子女所具备而其他普通学生所没有的优势。作者首先说道，虽然名人子女不是大学招生的首选，但他们也会给予这些学生特权予以录取。

据大学升学顾问估测，名人子女在SAT上至少可以获得100分的特殊优待。他们还会被给予有陪同的个人校园游览（personal tour）、与院长进行一对一的特别面试，这些都是普通学生不具备的特权。一些大学甚至特意跑到其他州去采访名人的孩子。在普通入学申请者当中即便家境再优越也绝受不起这份殊荣。

最后，作者讲述了为何这些大学会使出浑身解数去录取名人子女。名人毕竟不是最主要的巨额捐助者群体，因此他们这么做不完全是为了获得金钱捐赠。

相反，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报刊杂志和其他新闻媒体经常关注这些名人子女，学校也可以借此机会大大提升知名度。布朗大学在众多高校中所获捐赠款额不多，环境平平，现在却利用“名人效应”策略成了一所“热门”学校。名人子女也会经常带着他们的父母出席活动并致辞，以此来感谢学校。

第四章
持久的遗产
Enduring Legacies, 译注：美国多所大学执行的一项非常有争议的政策，即优先录取直系家族成员是校友的申请者，这些被录取的校友子弟就叫做legacy，这项政策叫做legacy preference，或legacy admission。

在这一章，作者主要围绕圣母大学（Notre Dame）对校友子弟录取特权进行了说明。

在本章开头，作者介绍了两位圣母大学的申请者约翰·西蒙斯（John Simmons）和凯文·德斯蒙德（Kevin Desmond）。作者写道，约翰在各方面都具备进入圣母大学学习的能力。

他的平均成绩等级为A-，是173名高中同学中的优秀毕业生代表，而且他的ACT（译注：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与SAT的异同可参考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unsecured/documents/Intl-ACT-SAT-Chinese.pdf）分数也达到了申请圣母大学的平均分。

约翰还从事过各种志愿者工作，辅导其他同学学习，在医院服务外科病人，在当地救助站帮忙分发食物。相比之下，凯文的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都要差一些，如他的SAT成绩比学校平均成绩低90分，班级排名15%，而84%的圣母大学新生在班级的排名都在前10%。

结果，学业上不符合条件的凯文成功被圣母大学录取，而更为优秀的约翰却吃了闭门羹。作者表示凯文能被录取是受益于校友子弟（优先录取）特权（legacy privilege）。虽然他没有达到圣母大学严苛的学术要求，但他的父亲，祖父，三个叔叔和五个兄姐都是圣母大学的校友，而且他家里还捐赠过奖学金(endowed a scholarship)，这一点比包括约翰在内的其他任何申请者都更具有竞争力和说服力。

接下来，作者列举了拥有校友子弟优先录取的学生享有的不同优待方式，而这些都是普通学生所不具备的。

首先，校友子弟有相当大的录取优势。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前校长威廉·鲍文（William Bowen）在一本书中写道，这些校友子弟被录取的可能性是其他普通申请者的两到四倍，而且无论他们的SAT成绩等级如何，被录取的可能性都明显高于其他学生”。

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规定，外地学生的SAT成绩要比当地学生高30-35分才能予以录取。当然，如果他们是校友子弟则另当别论。在圣母大学，校友子弟申请者中有一半都被录取，而普通申请者的录取率仅有20%。

校友子弟在录取过程中也会得到其他照顾。他们可以从学院联络处得到专家的建议，从行政人员那里得到特别的参观和简介，在招生主任那里获得申请审查权，一些大学，比如布朗大学还专门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大学咨询服务。大学招生办公室成员通常都是校友，这些校友往往都会维护自身利益，这也会给校友子弟提供了优待。

最后，作者深度挖掘了校友子弟录取特权背后那段不堪的历史。历史上犹太学生在升学时曾受到阻碍和压制，而这一特权正源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犹太学生开始超越家境富裕的预科毕业生进入顶尖大学。

哈佛大学的犹太学生比例从1900年的7％增加到1922年的21.5％，其他顶级大学的犹太人学生比例也不断增加，且这一趋势日益凸显。为了保住校友捐助者的地位而不被犹太人所取代，大学招生处想出了一种看上去似乎没有歧视，但又会降低犹太人入学比率的方法—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有了这一规定，犹太学生的入学率显著下降，耶鲁大学下降了5%，哈佛大学下降了10-16%。

第五章
第九条与上流社会运动员的崛起
（Title IX and the Rise of the Upper-Class Athlete）
译注：Title IX，即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是美国1972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确保女性有权平等地参与在公立学校提供的体育项目，适用于所有接受联邦资金的美国学校。第九条主要内容：女生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学校体育活动，女生在学校体育项目中得到平等的对待和福利，投诉不平等的女生不得遭到报复。

在这一章，作者说明了体育院校是如何优先录取体育特长生，使得家境富裕的学生们在贵族运动上表现出色，从而让他们有机会进入了顶级大学。

作者在本章开头解释了体育学院如何做出选择去赞助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富人、白人和社会关系良好的人。事实上，无论是从种族角度还是社会经济角度看，大学里的运动队的统一度都要比整个学生群体要高。

从事男子高尔夫、男子长曲棍球、女子长曲棍球、女子骑马和女子划船等运动的白人比例超过了84%。8所常春藤联盟高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6%的运动员来自美国最贫困的1/4人口，而这一比例在非专业运动员中为1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只有那些最富裕的美国人才能承担得起这些贵族运动的费用，而常春藤联盟高校却支助这些运动并对这部分人予以优先录取。

作者接下来提到，常春藤联盟学校至少开设了30个运动项目，这几乎是其他大学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些运动项目当中有许多都是公立学校根本没有开设的，比如帆船、壁球、赛艇、跳水、高尔夫、水球和击剑。正是由于体育院校优先录取擅长体育运动的学生才使得这些家境富裕的学生们在这些古老的贵族运动上表现出色，从而让他们有机会进入了顶级大学。

作者在这里介绍了一名叫帕特里克·加塔（Patrick Ghattas）的学生。他的学业等级为B级，SAT成绩是970分，比平均成绩低400分。尽管达不到圣母大学的学业要求，但由于他的击剑技术高超，最终被成功录取。作者提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接着他便列出了许多学业成绩不合格但运动技术高超并最终成功进入顶级学校的例子。

本章最后，作者说明了禁止性别歧视的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如何演变成了“富家女子大学录取的绿色通道”。第九条指出，大学体育代表队的男女比例要与学生整体的男女比例相一致。然而，高校并未加大对篮球等运动的资助力度，而是为女性提供了各种上流社会的体育项目。

从1992年到2002年，女子赛艇代表队的运动员人数从1555人增加到6690人，几乎是原来的四倍；女子骑马运动员从633人增加到1175人，是原来的两倍。

贵族女子运动增加的同时，许多在种族和经济上多样化的男子运动却遭到了削减，尤其是摔跤。摔跤是公立高中的主打项目，但在1988年至2002年期间，已有130所高校取消了这一项目。作者在本章末尾出说，第九条减少了社会经济多样性（socioeconomic diversity），并使上层阶级女性（更容易地）进入顶尖大学。

第六章
为教职工子女“开绿灯”
（A Break for Faculty Brats）

在这一章中，作者谈到了高校是如何为教职工子女录取开绿灯的。

作者首先提到，许多高校免去教职工子女的学费或为他们减免学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教职工都努力争取录取名额。大多数高校都设有负责招生的教师委员会，而且更换管理人员要比更换终身教授容易，因此许多招生主任大幅降低了对教职工子女的录取标准。

以圣母大学为例。作者指出，尽管教职工子女的SAT平均成绩要比普通申请学生低175分，但最终录取的教职工子女比例高达70%。圣母大学的招生人员提到，实际上在教职工中存在一种“特权文化”，他们认为只要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他们的子女自然也具备足够的能力被录取。

作者接着谈到了这类教职工福利问题。他说，教职工会为他们的特权辩解，将其解释为一种“职业礼遇”，但这种礼遇却意味着学业不合格的教员子女将占据本属于普通合格申请者的录取名额。在经济上，这一特权也间接损害到了普通学生的利益，增加了他们的学费负担。

此外，这些教师福利都是免税的，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享有特权的教师子女的教育费用都出自其他的纳税人，其中就包含了那些普通学生的父母。

最后，作者也指出，这种特权也常常会伤害孩子们自己。例如，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教职工子女的成绩远远低于普通学生。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职工为了免学费而强迫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使得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得并不开心。

在本章结尾处作者给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他指出，高校应该出台较为灵活的计划方案，无论教职工子女去哪所学院或大学就读，都应该为他们减免或免除学费。

芝加哥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在采取这种灵活策略后发现，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教师子女的入学比例下降了很多。作者还提议，高校可以给教职工加薪，这样他们就不会过分依赖免学费这项优待而逼迫孩子入学，从而降低教职工子女的入学比例。

第七章
“当代犹太人”
（The New Jews）

本章一开头作者谈到了在大学招生中普遍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恶劣现象。

本章开头处作者介绍了一位名叫朴亨利（Henry Park）的亚裔美国学生。亨利的学业成绩很好，SAT考试取得了1560分，其中包括满分800分的数学成绩。在SAT II的考试中，他在难度更大的数学考试中又得了800分，拉丁文成绩760分，物理成绩740分。

他在格罗顿高中（Groton School）就读，班级排名第14，他会拉小提琴，经常越野长跑，还和另外两名学生在某著名数学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然而，尽管他具备这些优秀的资历，他申请的所有常春藤联盟高校都拒绝了他，连班级里一些成绩还不如他的同学都被录取。

作者接着说道，这样的情况在亚裔美国家庭中非常普遍。现如今，亚裔美国学生成了当年的“犹太人”，在高校招生中也惨遭歧视和压制。

作者接着列举了亚裔美国学生遭受的各种不公平对待。研究人员在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发现，申请哈佛大学的亚裔美国学生SAT分数比白人学生的要略高，但录取亚裔美国人的比率却明显低于录取白人学生的比率。

亚裔美国人主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且申请学习生物学的学生居多，但这两个最主要的亚裔美国人群体中的录取比率也低得可怜。调查人员还发现，招生人员经常用固定思维去评价亚裔申请者，说他们内向/害羞，偏向科学/数学，工作很努力。

普林斯顿大学三位研究人员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亚裔美国学生的SAT成绩要比其他申请者高出50分才能获得同等机会被顶尖大学录取。耶鲁大学的相关记录显示，白人新生的SAT平均成绩比亚洲新生低40分，黑人和西班牙裔新生的平均成绩比亚洲新生低140-165分。

而在圣母大学，亚裔新生的平均成绩比白人高出19分。高校的专属餐饮俱乐部通常不会邀请亚裔学生参加，因此即便成功进入了顶尖大学就读，亚裔学生也常常会感到被他人排斥。

作者在这一章的结尾处将重点放在了另一个在录取中遭受歧视和打压的群体——需要经济资助的国际学生。各大高校不断追求国际多元化，但大多数留学生都来自富裕家庭，可以负担得起全额学费。

另一方面，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外国留学申请者则没有资格获得资助，经常在一些公立学校中被迫辍学。

大多数高校在招生时是有相关计划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录取学生时也会考虑到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在本章最后，作者介绍了一位名叫卡西亚·索尔莱卡（Kasia Szalecka）的波兰留学生。她在高中时班级排名前10%，平均绩点达到3.8，但就是因为没有资格获得留学资助，她差一点就失去了到国外读大学的机会。

第八章
校友子弟优先录取的“自留地”
（The Legacy Establishment）

在本章，作者谈到了高校和政治之间的关联，以及政客如何通过支持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权而获益。很多政客本人成绩不佳，是通过校友子弟优先录取而得以进入顶尖名校并加入那些权贵和富人子弟的私人社交团体而积攒人脉的，他们的子女往往也是如此。

作者在本章开头说明了政客和高校之间是如何建立互惠关系的。高校在录取时通常会给由政客资助的候选人以特殊的关照。例如，弗吉尼亚大学就会给那些由议员资助的申请者贴上“特殊关注”的标签以求得利益。作者曾与一位高等教育（议案）游说者进行了交谈，他提到:“假设学校规定平均绩点要达到3.5才能予以录取，那么由政客资助的申请者的绩点达到3.3的话就足够了。

作为回报，政客们通过会给高校提供政府资金。国会对指定大学的非竞争性拨款从1998年的4.95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20亿美元，是原来的四倍之多。

在这五年中，高校付给游说者的钱也翻了一番，达到6170万美元。作者接着列举了许多政客，他们都从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权或与高校合作中获益颇丰，其中包括小布什（George W Bush）、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阿尔·戈尔（Al Gore）（译注：小布什本人，其祖父、父亲、叔父、多位堂表兄弟和长女都是耶鲁校友；克里本人以及他的父亲和次女都是耶鲁校友；戈尔本人以及他的三女一子均为哈佛校友）。

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详细描述了民主党人在民主党教育顾问迈克尔·丹南伯格（Michael Dannenberg）的带领下为主张废除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权所做的努力。这是对平权行动所面临的日益增加的挑战的积极回应和有力支持，这一行动最终演变为民主党人对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提起诉讼。

丹南伯格认为，如果民主党以赞同平权法案的立场来反对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权，那么应该可以获得成功。在民主党议员支持废除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权时，最高法院却以5比4的投票结果判定密歇根大学胜诉。此后，反对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权运动彻底崩塌，丹南伯格和其他反对该特权的人士也很快也失去了反抗力量。

最近，一项要求高校公开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数据的提案在众议院以337票对83票被否决。作者在本章结尾处引用了丹南伯格的一句话：政府对废除校友子弟优先录取权的主张采取否定态度，但寄望于学生和校友可能会对此有所行动。

第九章
“零特权”高校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Wealth Blind Admissions）

在这一章中，作者特别指出在他看来做出了正确选择的三所学校——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位于加州帕萨迪纳）、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和伯里亚学院（Berea，位于肯塔基州伯里亚）。

作者首先从加州理工学院开始谈起。他提到，相比美国其他任何一所知名高校，加州理工学院更注重学生的学术能力，全凭申请人自身能力来录取。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友子弟所占比率仅为1.5%，远低于其他知名高校。

招生委员会成员还表示，他们对校友子弟的录取标准甚至比录取普通学生还要严格。此外，加州理工学院在录取巨额捐赠者子女时也没有给他们“开绿灯”。

在加州理工学院54名理事成员中，仅有2名理事的子女在本校就读。加州理工学院也没有通过开展比如赛艇、壁球、帆船、骑马等上层贵族运动选拔学生予以录取，使得那些擅长运动的富裕家庭子女丧失了机会。最后，尽管免除教职工子女学费是为教工提供的福利，但加州理工学院不降标准录取教工子女。

作者随后谈及了另外两所他认为给学生提供了公平申请标准的高校，分别是伯里亚学院和库伯联盟学院（译注：这两所学校都以提供低费/免费大学教育而著名，库伯联盟学院原是为所有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但从2013年起开始收学费[给所有学生提供半额奖学金]以维持收支平衡）。

与加州理工学院一样，库伯联盟学院也没有开辟任何形式的特权，并且还为合格申请者提供免费、高水平的艺术教育。当提及开辟录取特权可以增加库柏联盟的捐赠款时，学校校长表示这些特权策略不适用于库伯联盟学院。

伯里亚学院在“录取特权”策略方面实际上比库伯联盟学院更为严苛，命令禁止任何特权。伯里亚学院主要是为阿巴拉契亚地区（the Appalachian area，译注：人文意义上的阿巴拉契亚地区与阿巴拉契亚山脉覆盖区不同，前者只包括后者的中南部）的贫困学生提供教育，不接收家庭收入超过5.1万美元的学生入学，这就将大多数校友子弟排除在外。

在伯里亚学院就读的学生家庭平均收入只有2.7万美元，且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尽管如此，伯里亚学院仍然是整个南部地区最好的综合性大学，在获得博士学位的校友人数上仅次于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译注：位于北卡戴维斯）。

最后，作者谈到了这三所“零特权”高校如何在无法获得家长巨额捐赠的情况下以保持学校正常运转。作者认为可以从这三所高校所共有的相似之处寻得问题的答案，共计四项，如下所示：

1.学校规模小。加州理工学院在校本科生仅900人，库伯联合学院950人，伯里亚学院1550人。

2.办学品牌好。这三所高校都有令人骄傲的办学品牌。加州理工学院自称是全美国提供最优质理科课程的高校之一；库伯联盟学院利用其独立的纽约院校这一特殊属性为捐赠者提供保障；伯里亚学院也通过推动历史发展，秉承为贫困学生提供教育的理念获得大量捐赠款。

3.教职员工参与招生决策。这三所高校的教职员工都会深入参与到整个招生过程。教职员工负责对申请学生的学业能力进行严格把关，可以将招生过程中“录取特权”所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4.独特的募资方式。这三所高校的募资方式都别具一格。加州理工学院回馈巨额捐赠者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的方式不是靠给他的孩子优先录取权，而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伯里亚学院则是将学生派往全国各地与捐赠者会面，并向他们保证将一直秉承致力于为贫困学生提供教育的理念不断前行。

这三所高校的良好运行说明坚持零特权办校也可以获得好的结果，为高校运行开辟了另一条道路，更值得尊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