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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国高考结束了，今年高考有975万名考生报名，是8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同时将会有820万人毕业。这些数字都在给高等院校于就业市场提出挑战。
在太平洋对面的美国，许多高等院校已经十分头疼于它们的毕业率。虽然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和埃里森等人都是辍学创业的精英，但是他们的事迹并不能让“辍学”这件事儿看起来美好。
事实上，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无法完成学业，而这跟他们是否努力并无关系，更多是来源于成长的环境和所处的社会阶层导致的。而许多美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在使出浑身解数来改变这个情况。
《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并且采访了一个教育改革家。在他的努力下，他所在的学校毕业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以下为报道编译：
这个月将会有300万美国高中生毕业，其中2/3将会在明年秋天进入大学。但是从统计数字来看，高中毕业典礼将会是他们人生中参加的最后一场毕业典礼。
40%的学生都无法完成大学四年的学业，如果把社区大学（类似于中国大专）也算上的话，那么全美超过50%的大学生都会辍学。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学校和政府的关注。美国政府从1990年代才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大学曾经被视为人们进入社会的一个过渡，人们在大学里找到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一个人在大学中要么沉沦，要么逆流而上。
在过去20年中，事情开始改变。但单从数据上看，虽然学费越来越贵，越来越多人背上学贷，但是依旧有一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可以顺利毕业。不过当我们深入调查的时候会发现能毕业的学生和不能毕业的学生都有着各自的群体特性。
简而言之，富裕家庭的孩子容易毕业，贫穷家庭的孩子不容易毕业。
家庭年收入超过9万美元的学生在24岁以前获得学士学位的几率为50%，而家庭年收入在3.5万美元以下的学生仅为5.8%
大学为了吸引更多学生，面临着巨大的毕业压力和就业压力。现在大学将越来越多的预算花在对学生进行技能提升和职业培训上。它们聘请专业人员来协助学生选课，并且在学校内外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们可以体验所在专业的职业前景。
不过在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第一代移民、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将要进入大学。这个群体一直不是高等教育体制的“目标客户”。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T-Austin）化学系教授David Laude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就说：
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拿走别人的钱，但是不能保证回报的呢？拉斯维加斯？我不认为高等教育家们希望想要和赌博做类比。
David Laude从1990年代开始教授化学入门课，之后他逐渐返现班级成绩分布的变化。在他的课上，500名学生中有400人可以拿到A和B，中间的很少，其余的几乎都是D或者F。
为了探究原因，David Laude从学校处拿来低分学生们的SAT（美国高考）成绩，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来自第一代移民家庭或者低收入家庭，并且有着极低的SAT分数。
一般大学会把让后进生入学时先去重修一遍高中时期的课程，以防他们上大学课程的时候会掉队。但是事与愿违，一般进入“重修”项目的学生已经一只脚踏上了辍学的道路。
于是David Laude从1999年开始了一项教育实验，他从500名学生中抽出50名后进生，给他们专门开了个班。他给他们用同样的教材和难度进行教学，不过这一次，他在主观上给后进生灌输他们是“伟大的学者”的观念。
此外，他还为这些学生提供了顾问。当学期结束的时候，这些本来后进的小班学生成绩也达到了A或B。
之后纪念，他将这个方法扩展到了生物学和微积分中，并最终成立了一个团队，致力于提高整个学校的毕业率。而UT-Austin的毕业率从2013年的52%已经提高到了2017年的66%。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相信大学的教学态度和教学质量，但是这个信心指数一直在下降。学校和学生并不是敌对关系，所以学校必须审视自己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