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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耶鲁大学教授德雷西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最近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杂志上撰文，批判美国以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为代表的菁英学府已丧失了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只是把他们加工成机械般死板、只知追求成功和领导力的机器。
德雷西维茨同时指责美国的菁英学府正在放大美国社会的财富不均等，扼杀社会流动性，维持部分人的特权，并创造了一个脱离社会的特权阶级。他从自己亲身参加耶鲁招生和教学的亲身体会出发，呼吁家长们不要再把孩子送进常青藤盟校，而是去那些能够培养真才实学的学校。他还说，美国的教育制度亟需改革。
德雷西维茨在文章中说，虽然常青藤盟校的很多学子聪明、爱思考、有创造力，但大多数人固步自封，满足于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界限。极少有人对创意充满激情，极少有人把上大学当作是发现和增长智慧这个更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但在这天衣无缝的表象之下，他们的恐惧、焦虑、沮丧、空虚、没有目的以及孤立却达到了有害的程度。最近一项面向大学新生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学生自述的感情健康指标创25年来的新低。
目前的入学标准已经极端化，以至于进入经营学府的学子必须成功。失败的可能性让他们害怕。即使暂时的失败，代价也无法承受。结果是他们对风险的强烈规避：你不能犯错，所以必须避免犯错的可能性。
德雷西维茨说，现在一提到大学，你就会听到“投入产出比”这个词。大师人们从来没有问过“产出”是什么。是更高的工资吗？教育的唯一意义是否在与让你找一份工作？大学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德雷西维茨认为，大学的第一要务是教会学生思考，并非是开发学生针对某一学科所需的心理技巧。大学可以让一个人脱离家庭的正统和职业生涯的召唤，在世外桃源待几年时间并思考问题。
其二，一个尤其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塑造自我。只有通过建立精神和心灵、经验的交流，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个体、一个独特的人。大学的任务是协助你做这件事。书籍、创意、艺术品和思想、周遭的压力都在通过它们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答案。
德雷西维茨认为，大学是学会思考的最佳场合。如果一个人在拿到学位时仍没有开始思考，以后学会思考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个本科生花了四年只是为工作做准备，时间基本上浪费了。
美国的菁英学府喜欢吹嘘它们教导学生如何思考，其实它们的意思是其学生学到了分析和遣词造句的技巧，能让他们在商业上和其它行业中获得成功。在它们看来，一切都是技术问题，一切最终都能用技术名词来描绘。德雷西维茨称，美国的一些你可能不曾听说过的教会学校在培养学生思考方面做得比常青藤盟校更好。
德雷西维茨说，菁英学府把“领导力”奉为神明。做一个有成就的学生，需要不停的提醒自己将是未来社会的领导者。这些学校的关于“领导力”的定义不过是如何爬到高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校告诉菁英学生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最终他们殊途同归，做着很少几样相似的事情。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和康奈尔大学在内的菁英学府中，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它们的学生不再去当神职人员、不再参军、不再参与选举政治，甚至不再从事基础学科的学术工作。
对于大多数菁英学府，现存体制棒极了。申请人数不停的增加，学校捐款基金坚实，学费上涨虽然会招来一些象征性的抱怨，但是学校的生意一点都不受影响。德雷西维茨质疑：所有人都从这个体制受益了吗？
但是菁英学府的名声并非虚妄。像哈佛一样的学校是特权的堡垒，是富人送孩子去学习如何像夫人一样行走、交谈和思考的地方。这个体制正在放大美国社会的财富不均等，扼杀社会流动性，维持部分人的特权，并创造了一个脱离社会的特权阶级。1985年，在美国250家菁英学校中，46%的新生来自美国收入排在前25%的家庭。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5%。到了2006年，只有15%的新生来自收入排在后50%的家庭。越是菁英学校，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越不平等。
德雷西维茨认为，目前只有美国的文理学院还能被叫做大学。此类学校一般较小，地点也比较封闭。它们也许是第二梯队，但是绝不是二流学校。它们不想同哈佛以及耶鲁竞争，但却一直忠于真正的教育理念。
德雷西维茨称，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美国的高等教育不能仅仅改革，而是要为整个社会的变迁筹划出路。教育系统需要敉平各阶级，而不是创造不同阶级。所谓的“平权法案”不应当基于种族，而应当建立在阶级之上。对校友身份以及运动员的优待应当被废除。学校应当对学生在简历中罗列的课外活动数量作出限制。
德雷西维茨表示，变革不能仅限于招生过程。问题在于常青藤盟校本身。无论如何声称它们的举动出于公心，它们总是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德雷西维茨呼吁家长们不要再把孩子送进常青藤盟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