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我第一次坐女儿开的车时，她没打转向灯就左转弯了。她说：“给你说点好玩的事儿吧？我从来不打转向灯。”
我说：“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你必须打转向灯。”
我女儿耸了耸肩——这是青少年的一个莫尔斯代码，意思是：随便你啦/你不明白/朱莉娅的妈妈就允许她这么干。我们开着车在镇上四处游荡时，她很放松，我们去这儿买盒牛奶，去那儿接个姊妹。
那个夏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上哪都是她开车。有个郊区传说讲的是人在车里时，青少年会吐露自己的秘密。我和女儿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讨论的全是晚餐吃什么。不过有一天，她开车经过一条安静的街道时对我说：“我很喜欢开车。”
这比对我吐露秘密还要好。我还记得自己刚拿到驾照时的感觉——它的热量，自由。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她也能拥有这种感觉。
她开始上高三，随之而来的是餐桌上厚厚的一摞课本。现在，每次我把车钥匙递给女儿，她都会说：“你开吧？这段时间我压力太大。”很快，车道上堆满了树叶，她说那让她很紧张，不敢开到街上。万圣节她也不能开车，因为那些“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然后就下雪了。
给你说点好玩的事吧？这段时间，我也很有压力。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妈妈跟我一个年纪。我的牛仔裤太紧了。我的眉毛更稀了。我的孩子上高三了，这意味着，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想谈论一件事：大学。
“你们开始选学校了吗？她选了多少个预修课程？她擅长体育吗？她是领导者吗？是志愿者吗？是优秀毕业生吗？”
我的回答会把谈话引向两个方向之一，就像是“惊险岔路口”(Choose Your Own Adventure)。如果我提出异议，我们就开始感叹，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真是可怜。如果我随声附和，我们就会谈到：“你们列好名单了吗？”
我讨厌这个问题。要“选大学”的不是“我们”，而是我女儿。
一天晚上，我和丈夫与刚从日本回来的一些朋友共进晚餐。我们入睡时，丈夫说，“我宁愿谈论广岛也不想谈论大学——我这是怎么了？”
我热爱这座城市，我们选择它，是因为它有着优秀的学校和质朴的家庭。这里不是那种别人会关心你的车子或者草坪的郊区，但人们会在意你的孩子去哪上大学。我也在意，但我也想确保我的女儿去了大学能够照顾好自己。她会炒鸡蛋吗？会理财吗？会在坐满了人的房间里发言吗？我可能帮不上她学三角函数，但我可以告诉她这些东西。我可以教她如何开车。
间隔了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在送她去游泳训练的路上终于沉不住气了。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怒气冲冲地说道：“下次你来开。老是当你的司机我受够了。”
她耸了耸肩：行吧/我很累/茱莉亚的妈妈就不会大声嚷嚷。
“其实，从长远来看，你的SAT考得怎么样并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你会不会侧方停车。驾驶是生活技能。你得练习。”
她往后靠去，闭上了眼睛，就像她还是婴儿时在我的臂弯里打瞌睡一样。不知怎么，刚刚一时激动，我忘了当我半夜上床睡觉时她还趴在那本《愤怒的葡萄》上，忘了她还要游上三英里，游完了头发都会被冻住。
她从更衣室里发来短信：“我在拼尽全力了。你是知道的吧？我压力大得都要疯了。”
我差点就回了一句，我也是——但我接着便意识到，我的压力并不是她的问题，正如她的SAT考试不是我的问题一样。于是，我发了一行爱心。
后来再有人想和我讨论是选博雅还是“十大”时，我说：“停，等等。车学得怎样？”
我的朋友不禁大笑起来：“简直就是噩梦！她不会停车让行人！”
这两个对话——大学和学车——都只是一个让我们夜里无法入睡的现实问题的替身：我们的孩子一年后就要离家了。桌面上不会再堆满书本，不再需要深夜的一杯杯茶。我不想把余下的时间都用来执着于思考我的女儿会去哪里上大学。除了学费（深呼吸），目的地并不是我能掌控的。
距离女儿的驾驶考试只有四周的时间了。我们——我是说，她——还没有掌握侧方停车，但她已经能在新泽西的公路上泰然自若的行驶了，真适合她的中间名（Grace[优雅]，她这个年纪大半的女孩都叫这个）。当我们来到一个四向停车路口时，她等了三辆车按顺时针顺序开过。然后，她慢慢地踩下了油门。她说，“轮到我了，”我知道。也正是因为我知道，我才没向她大吼开快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