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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高等教育领域耕耘了30年的Stephen Toope 将于今年10月2日正式走马上任剑桥大学副校长。
由于剑桥校长是仪式性的职位，因此副校长是实际的剑桥行政和学术事务掌门人，由大学理事会提名任命，任期七年。
Stephen Toope是剑桥第346位担任此职的人，剑桥建校800年来，还是第一次由一个非英国人来担此重任。
Stephen Toope 此前是多伦多大学Munk 学院的法律学者，现年59岁，在蒙特利尔West Island 长大，现居多伦多annex社区。
他对星报记者说，在自己准备行囊赴任时，脑中浮现的是牛顿在剑桥的情景，还有古往今来剑桥的学界泰斗那一长串闪亮的名字。
在任命他之前，剑桥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索合适的人选，负责此事的耶稣学院主管 Ian White评价Toope“有无可挑剔的学历，长时间从事高等教育、卓越的领导才能、丰富经验和学术背景。”
Toope于1987年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在接到电话之前，他都不知道校友在寻找下一任剑桥校长候选人。“我能被考虑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倍感荣耀，也很吃惊。”
不过这个时机并不是十分理想，因为此前他刚在Munk学院担任院长两年，此前他在UBC担任了八年的校长，再之前是在麦吉尔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
本来Toope打算在多大至少干5到10年，尤其是妻子和三个孩子也要随他一起，孩子们都20多岁正在求学。“但是，对剑桥说no太难了，”他说。
2006年Toope被任命为UBC校长时，加拿大高等法院的法官 Rosalie Abella 就评价他“聪明非凡、仁慈博爱、体贴周到而且英勇无畏。”
他25年的朋友Paul Davidson说他“坚毅、脚踏实地、真诚，是21世纪的学术领导，无论是与皇族还是难民在一起时，都不卑不亢，坦然自在。”
Toope本科毕业于哈佛文学历史系，后在麦吉尔大学学习民法等，并且编辑麦吉尔法学期刊，后来在剑桥得到博士学位。后在麦吉尔大学任教，并成为法学院最年轻的院长，当时年仅34岁。
作为学者，Toope擅长人权、国际争端解决和国际环境方面的法律，在国际法领域著述颇丰。他参与了很多重要事件，并且于2002到2007年担任联合国工作组成员，调查强迫和非自愿失踪事件，因此被任命为独立调查人，调查加拿大人 Maher Arar在叙利亚被折磨的事件。
因此Toope的履历其实比想象的更接地气，有很多第一手的法律经验，与世界各地受苦难的人接触很多。
另外，剑桥看中他的原因除了绝顶聪明的头脑， 还有心怀天下的慈悲心和幽默感，这些特质被英国人称为“全面人才”。
他曾在UBC和学生领袖同台表演，募集善款，被认为没有官架子。他从小是教堂的男童高音，热爱艺术。在妻子的影响下，这些都让他能够适时放松自己，不至于因学术而太过严肃。
在人前无上光鲜的同时，Toope其实也曾遭遇过人生的剧痛，深深的创伤。
1995年，三个分别是13、14和15岁的青少年闯入他养父母的家中。这三名少年后来证实是吸了毒，他们挥舞棍棒将熟睡中的两位老人惊醒并殴打致死。当时他的养父是牧师75岁，养母70岁，退休后居住在蒙特利尔郊区。
几个年轻人在事后还向同学夸耀这件事。被逮捕后三个人因为没有成年，法院判决的刑期加起来还不到15年。
当时Toope37岁，是麦吉尔大学的法学院院长。12年后，他被邀在蒙特利尔Dawson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而当年这个学院曾因持枪人士的扫射而造成一名学生死亡、20名学生受伤。
Toope不负重望，用自己克服苦难的经历鼓舞学生们受创的心灵“我成长于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很幸运有得天独厚的教育机会，在麦吉尔大学有一份很棒的工作，完美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和即将出生的儿子”，他说，“但是1995年的那天，三个青少年，无辜杀戮，只为了取乐，”撕毁了他的整个世界，对这样的遭遇没法用简单的语言和反应来描述和对待，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应对的。我说不，绝不，你们这几个可悲的孩子不能破坏我对父母的美好记忆，他们生活富裕、恬淡。你们不能改变我和我的家庭，不能把我变成一个满腔愤恨的人，你们无法教我仇恨。”
他们的确没有做到。“那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他说，“我的确经历过和那些孩子相似的经历，没有学生应该经历那样的事。”
就像Paul Davidson说的，英国，甚至世界都在被加拿大影响和改变，他到英国以后会发现，英格兰银行的行长是加拿大人，皇家邮政行政长官也是加拿大人，英国信息部长还是加拿大人。
Toope的走马上任再次证明，加拿大的优秀人才向世界输出的例子。
去年剑桥第一次没有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的前三位，这个排名开始于2004年。上周最新出炉的排名里，剑桥排第四“这意味着剑桥要审视自身，看看是不是做的足够好，”他说。
Toope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来自于英国脱欧对大学领域产生的不利影响，除了以前剑桥每年从欧盟获得很多研究经费以外，脱欧还使很多欧洲人才从英国大学流失。
据统计，欧洲学生占英国大学生源的5%以上，为英国经济贡献37亿英镑，提供超三万个就业岗位。
“我认为英国对其国外人才开放的部分原因是脱欧现象，他们想通过此举释放英国还是很开放的信息。”Toope说。
Toope的前任Sir Leszek Borysiewicz教授是威尔士的免疫学家，年薪33.5万英镑，外加各种福利，包括一栋价值450万英镑的校长宅邸。根据安省阳光名单，Toope去年在Munk学院的年薪是31万加元。
Toope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焦虑时代”，随着美国从全球事务中战略收缩，世界面临风险和各种不确定，面临关系格局的重新排序，对加拿大尤其如此。
“我们不会看到美国像‘美国再次强大’的鼓吹者们想要的那样强大。”
某种程度上，志得意满的研究机构都要面临挑战和剧变。“我认为，有人会说‘好吧，我们为什么考虑你呢，你不过是一些人吹捧的外来和尚。’”
但是目前还没有这种声音。即便会有，这也是加拿大给母国的最新献礼，加拿大会很谨慎。“我不会冒然闯进去说他们过去800年里这也不对，那儿也要改，那样就太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