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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精英大学?
大众或都认为精英大学能够给普通人带来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孕育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梦想。但真相恰或相反。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大多都表明：只有少数来自底层的学生叩开了精英大学的大门。
例如，在美国最精英的大学里，仅有3%至11%的学生来自于家庭收入为全美最低四分之一的家庭。
所谓的商业巨贾和社会名流，其子女就真的智商卓越，超人一等吗？麦克扬曾在自己的大作《贤能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提到，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个人的流动不再依赖于个人的出身，而应当取决于个人的天分和成就。
按照他所提的贤能主义思想，精英大学录取到的势必也应当是那些最有能力的学生。不过，真相却是另一面：
我们的精英大学所做的，不过是把最有权势家庭的子女请进了自己的大门，为他们在将来成为商业领袖和政治精英铺平道路。
精英大学到底如何把商业巨贾和社会名流的子女请进自己的大门？在招录方面所给予的政策倾斜和特殊关照是项重要的工具。
就美国精英高校的情形，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丹尼尔（Daniel Golden）著作《The Price of Admission》可谓醍醐灌顶。
他指出，美国精英大学通过各项倾斜措施白人的关照，一点也不亚于赞助性行动计划给予非洲裔群体的关照。
在美国的精英大学，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文理学院，则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大学生是通过各种倾斜政策获得入学资格的。
其中，本应获得倾斜政策关照的少数族裔不过占到被录取学生总量的10%至15%而已。白人才是真正地被关照到了的群体。
加州大学（伯克利）前校长罗伯特罗伯特（Robert Rigeneau）曾提及，保守估计，完全按照学术标准来录取的学生可能只占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新生总数的40%而已。
Z-名单：对于大捐赠者的回报
哈佛的“大学资源委员会”（Harvard’s Committee on University Resources, COUR）可能是所有大学类似组织中最富有的小团体了。
该委员会的成员不对哈佛大学的任何政策做决定或提建议，但哈佛的校长却非常需要它的支持。
该委员会由哈佛最大的捐赠者组成。要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至少要给哈佛捐过一百万美元（2005年时价）。
对于该委员会的成员而言，哈佛向他们表达谢意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免费的晚餐或者宣传册上的一个版面，也可以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研究中心、大楼、教席和奖学金。
不过，对于该委员会的成员们而言，最重要的表达谢意方式是给予他们的子女在录取方面的大量关照。
对于要给予关照的来自大捐赠者家庭的子女或者校友子弟，哈佛招生办公室会把他们放到一个单独的名单上，俗称 Z名单（Z-list）。
这份名单通常会列上25到50位与学校关系密切、但成绩却未必达标的捐赠者或校友子弟。哈佛的录取方式是，在降低标准的情况下让他们来年秋天入学。
Z名单的做法源于20世纪70年代。哈佛会鼓励申请者在入学之前休息一年。也许哈佛以为，对于那些当年未达到录取标准申请者来说，等待一年可能是个消极的信号——他们也许会就此打消进入哈佛的念头。
但实际上，大多数上了该名单的申请者都愿意等待。对有些人而言， Z-名单则算是个曲线球。在哈佛建议的一年休息期间，他们并不休学，而是先进入另一所大学学习，待时机成熟时再转入哈佛。
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当时的执行主席，孩子就在2000年先上了康奈迪克学院，两年后再转入哈佛。
到底有多少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的成员，其子女因为这一政策而受益呢？
按照丹尼尔的统计，该委员会有史以来的424位成员，有218位都至少把一个孩子送进了哈佛（实际共336人，考虑到该委员会424位成员当中还有80个没有子嗣或者当时孩子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中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孩子上了哈佛）。
实际上，有不少捐赠者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上了哈佛——他们中的大多数上的是本科，剩下则去了法学院和商学院，而此都是通往上层社会的阶梯。
当然因为这一做法而获益的不仅限于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的成员。有影响力的捐赠者——无论校友与否——还会为亲戚、朋友、邻居、客户游说，其结果只能是有关系的挤走那些没有关系的申请者。
所以，有时候仅仅是校友还不够，你还得有钱。假如你哈佛毕业，那就要努力成为银行家、律师、牙医、而不是社会工作者、教师或者其他工作者。
倘若你没有把哈佛的学位变现的能力，哈佛是不会再范一次错误，把你的子女录取进去的。
大捐赠者子女的成绩究竟如何？哈佛校友，波士顿风险投资资本家克雷格（Craig L, Burr）的例子可细细品味。
他在20世纪90年代至少捐了10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他的儿子马修，尽管SAT成绩不过1240分，也被录进了哈佛。而在当年，被录进哈佛的新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SAT成绩为1380分，当年新生的平均分高达1470分。
在大学中，这些大捐赠者的子弟在成绩上也表现平平，他们毕业时一般不大可能获得代表学业优秀的大学荣誉学位（honors）。哈佛毕业生当中，大约仅有十分之一毕业时不能获得这一殊荣，而大捐赠者和校友子女当中这一比例却高达四分之一。
发展性个案——如何招收有钱人
1980年，杜克大学的简（Jean Scott）接管了该校的招生工作，她还同时接管了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的都是那些申请该校极有可能被拒、但却被校长列入了要特别考虑的名单的学生。
杜克的校长之所以要特别考虑这些学生，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将来可能会有非凡的学业成就，而是他们都是商业巨头的子女。录取他们就意味着获得大笔的捐赠。
当时的杜克大学还是南部最佳大学，但是它雄心勃勃，想要变成全美最佳。问题是，它缺钱。
杜克没有哈佛、耶鲁等名校那么幸运，后两者可以轻松从校友和校友父母那里获得大量捐赠。对像杜克这样年轻但有抱负的大学而言，发展性个案（development cases）则是个上佳的招生策略。
所谓发展性个案，就是指招收那些资质不够，其父母又和学校没有多少关系，不能享受校友关照，但其父母却极有可能在将来捐款的学生。
莫德（Maude Bune）算是通过这一个案得以录取的典型个案。她在2001年申请杜克。申请的原因也很简单——她喜欢上了该校哥特风格的建筑。不过，问题是，她成绩一般——班上的前20%都算不上，又不是少数族裔，也不是运动员或者校友。
但她却的确有吸引杜克的地方——家族财富。她家族在伊利诺伊州的地位就如杜邦之于特拉华州。在杜克发展办公室的帮助下，她成功申请杜克。
果不其然，她的父母也很快变成了杜克捐赠基金的联合主席。仅至2004年，他们就已捐赠至少10万美金给杜克。
在当时，杜克的目标是在2003年筹集到24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在1998年，其捐赠基金的规模不过15亿美元。
杜克的发展性个案策略，帮它招徕了成百上千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些学生资质不够，与杜克也没有校友的纽带。杜克唯一期待的，就是他们的父母能够将来有一天慷慨解囊。这一策略也的确帮助它获得了大笔捐赠。
当然，这一策略本身师出无名，不能公开，它是大学招录过程中的肮脏秘密。其最得力的鼓吹手主要是发展办公室或者捐赠办公室，申请者首要的资历是钱。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连连下降是其最大的驱动力。
仅在2000年，杜克通过这种方式录取的学生就有99位。也因此，杜克的教授和管理人员担心它会影响到杜克总体的智力氛围。
在当年，该校的大学招生委员会呼吁要将通过此类方式录取的学生在名额上削减三份之一。即便如此，到2003年，在杜克轰轰烈烈的资金募集工作结束时，通过发展性个案录取的新生数还是有58个。
在发展性个案做法最高峰的时候，杜克大学的发展办公室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董事、校友、捐赠人精确定位500个左右潜在申请人（他们的父母不是校友，但有能力捐赠），并从其中锁定160人，视他们为优先考虑对象。
这些人当中的30到40位后来被杜克直接录取。其他人则被放在了等候录取名单上或倾向于拒录的名单上。而后，有权做最终决定者，再会在这些学生的学业和可能的家庭捐赠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在杜克，通过这种方式入学的学生占到6200新生中的3%到5%。新生所在的预备学校通常是大学的合谋者。
他们会帮助大学认清谁是发展性个案。他们所要做的，不过在推荐信里轻描淡写地加上两句——该学生的父母对预备学校非常慷慨，对于大学势必也会慷慨。
那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拿到入学资格呢？大学招生咨询专家说：假如捐2万美元的话，你的子女就能引起捐赠基金规模约在几百万美元左右的文理学院的重视了。
对于录取难度稍大的大学，大概需要至少捐个5万美元——当然要保证将来会捐赠更多。对于排名前25的高校，起步捐赠是10万美元。排名前10的高校，则至少是25万美元——通常是七位数。
要注意，直接与招生办公室的人说你要给钱是一件粗鲁的事。你要委婉地通过中介——预备学校的发展办公室头头，目标大学董事会的朋友，或者独立的大学咨询人员——告诉对方。
名流因素
精英大学也喜欢招收名人的后代。当然，他们不会为名人子女搞一个专门的照顾政策。所有名人子弟都被纳入发展性个案的范畴，与商业巨头和公司领袖的子弟列到一份名单上。
纽约大学的发展性个案名单里就包含了所谓“著名”申请人这一类别。这些“著名”申请人大部分来自于娱乐业和政治圈。
美国的精英大学愿意为录取他们降低标准，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父母的捐赠。但实际上，大部分名人都不是大捐赠者。大学想要的还有另一样东西——名人效应。
这种效应可以转化为大学的声望，吸引公众对大学投入更多的关注。精英大学希望通过名人的子弟获得公众的关注——这可以刺激更多的人申请该所学校，可以帮助学校占领名人杂志和媒体的封面，可以让学校变得炙手可热。
名人子弟不仅带着他们父母的光环，也能把他们的父母带进学校，在开学典礼上露个面。录取咨询专业人士说，在名校布朗，名人的地位至少可以抵100分（SAT）。
对于名人子弟，大学往往会加以款待。款待的第一步是，他们会像对待客人一样，由大学官员在四星级宾馆招待他们。大学校长或者招生主任还会亲自与他们见面（注意，这是所谓的面试）。
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女儿在申请杜克时甚至不用离家半步。当时杜克的招生办公室主任说自己碰巧在加州，就直接去了他的家，并“面试”了她——尽管后来，她选择了布朗。
布朗可能是在招收名人子弟方面工作做得最成功的高校了。
他的战绩包括两位总统——肯尼迪（John kennedy）与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的后裔，三位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 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与克里（John Kerry）的后裔，还有名人披头士乐队成员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的子女。
格莱美奖获得者詹姆斯·泰勒（James Talyor）和卡莉·西蒙（Carly Simon）的子女也被其请进了大门。
社会不平等与优势地位的延续
美国的精英大学经常鼓吹说，它们在录取新生时，是“无视需求”（need-blind）的，也就是说，在录取时，他们不会看学生是否付得起学费，又是否需要申请奖助学金。
是否果真如此，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好。
另一点倒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绝不是“无视财富”的（wealth-blind）。他们从精英的预备学校招生了大量的学生，并告诉招生人员要特别留意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有助于他们获得捐赠。
否则，他们就可能招收到许多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将来的校友们也将会是穷人。
大约160多年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曾说道，美国永远不会有贵族，因为这个新兴的国家没有长子继承制。
在当时的欧洲，父母正是通过这一手段将自己的财富聚集在下一代的某个人身上。在美国，家族的财产会被子嗣均分，富不过三代，身世很难延续。
不过，他大概没有预料到，在今日美国，贵族用不到长子继承制来维护自身的世袭地位，他们借以保存自身地位优势的，是另一个工具——大学招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