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美国斯坦福大学处理性侵指控的制度再惹争议

一名学生手举标语牌，抗议斯坦福大学处理强奸指控的方式。这场抗议活动于今年6月发生在该校的毕业典礼上。

2015年6月，一个五人委员会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一间位于星巴克楼上的会议室里，就一桩校内事件是否应被定性为性侵案进行裁决。由于其间出现了程序性错误，几个月后，由另外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再度裁决此事。
该案涉及的一名女子当时是大二学生，某个周六的夜晚，她在兄弟会派对上遇到了强大的斯坦福足球队的一名队员。他们回到了她的房间，她说自己在那里被对方强奸了。但他却说双方是在两厢情愿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
为了避免警方调查带来的创伤，指控人转而向该校内部纪律审裁委员会寻求帮助——很多大学校园里都有这样的组织，可就性侵案做出裁决——由后者来判定谁的话可信。如果委员会判定发生了性侵，男子可能被开除。
委员会成员是从行政、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前后两次，五名成员中均有三人认定男子实施了强奸。该男子在全过程始终留在校足球队内，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了周五一场重要赛事的参赛阵容中。
在很多学校里，通过这种简单多数表决足以判定被指控人负有责任。但斯坦福设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高门槛，要求表决结果至少为四比一。
在其处理这类事件的方法引发争议之际，斯坦福于今年对相关程序作出了修改，在受害者权利倡导人士看来，这些改动是有利于被指控人的。它规定要由一个三人委员会做出一致裁决才行，从而让自己成为了名校中的异类。
指控足球队员的这名女子，在提交证据证明第一次裁决过程中存在错误后，争取到了第二次聆讯的机会。为了避开那名球员，她已暂时离开学校。
该男子目前仍就读于斯坦福，未回应置评请求。
斯坦福校方称，鉴于保密规则和联邦法律，他们不能谈论此事的细节。但他们为自己制定的处理性侵指控的制度作了辩护。
斯坦福要求从二月开始实施三人委员会一致裁决制，该决定源于一个工作组去年给出的建议。

斯坦福按照联邦法律编纂的数据显示，发生在斯坦福校内和周围的性侵案从2010年的21起上升到了2015年的39起，不过这可能是因为有更多受害者站了出来，而非发生了更多次袭击。
但近年来，在经该校内部处理的性侵案件中，只有极少数被指控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斯坦福将这一情况归因于一种旨在防止误判的严格但却公平的标准。性侵受害者权利倡导人士则认为，从中可以看出相关制度让受害者处于弱势。
《纽约时报》对涉及那名足球队员的斯坦福性侵案进行的调查，部分是基于查阅关于该校审裁程序的超过100页文件。调查显示，该校在裁决这些案件之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对足球队员提起指控的女子说，她之所以决定把事情公之于众，是因为这样一来公众也许就能更好地了解，当校方对此类事件进行内部处理时，会出现怎样的失误。
时报未确认她和被她指控性侵的男子的身份。
球队教练大卫·肖(David Shaw)是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反校园性暴力委员会(NCAA Commission to Combat Campus Sexual Violence)的成员，他说自己知道校方“当时正在审理”涉及该球员的案子，但不清楚相关指控。他说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让这名球员暂时离开球队。
根据1972年出台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一项规定不论何种性别的人都有权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联邦法律，以及美国教育部(United States Education Department)对第九条的阐释，即要求高校就校园性犯罪指控展开调查 ，斯坦福有权对该案进行内部处理。
性侵受害者权利倡导人士称，斯坦福的处理程序让指控者更加难以得到有利于他们的裁决结果。批评人士称，该校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斯坦福则坚称，它采用的是低于刑事案件的标准，在裁决过程中要确保被指控者得到公平对待。
“想象一下，一名大四学生已经向斯坦福交了四年的学费，”即将离职的教务长约翰·W·埃切门迪(John W. Etchemendy)解释了斯坦福为什么要在学校制度中加入保护被指控的学生的条款，使其免遭不利裁定结果的伤害。
“开除真的是一种可以改变一生的惩罚，”他说。“我认为作为一家教育机构，我们有责任极为谨慎地行事。”

斯坦福法律教授、对该校性侵处理政策持有批评态度的米歇尔·道贝尔(Michele Dauber)，拒绝就涉及这名足球队员的案件置评，因为并不了解相关细节。但她表示，她怀疑该校的裁决过程——尤其是必须做出一致裁决才有效的要求——是否符合“第九条”的规定。
案中的女子同意谈论自己的案子，她描绘了一个历时将近9个月的艰难过程。
2015年6月25日，这名女子及其律师在斯坦福特里雷德纪念堂(Tresidder Memorial Union)内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她的律师在现场只能提供精神支持，因为根据程序上的规定，律师不得对她的证词加以引导。桌子中间摆着一部电话，那名年轻男子可以通过电话旁听。她有大约30分钟的时间去陈述四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后来，那名足球队员获准通过电子邮件把后续问题发给委员会。委员会可以决定问不问这些问题。
聆讯开始时，她感觉自己处于弱势。她说直到前一天晚上，她才首次看到被指控者的陈述书，以及来自被指控者两名队友的新陈述。
她请求将聆讯推后，这样她就可以要求修正陈诉书中有失偏颇之处，还可以提交一些后续问题，以便调查人员向证人发问。但她说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校方没有给出理由。
“他获准臆测我为什么‘针对’他，”她说。“他的队友那晚甚至不在场，基本说的是他是个好人，却因为两厢情愿的性行为而受到惩罚。”
第二天她接到通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同意她的说法，认为发生了性侵，但那名足球队员不会被认定应当承担责任。
她提起了上诉。她说，除了程序上的错误，让她感到困扰的还有，那名男子作为校足球队员的身份是否影响了审裁程序。
埃切门迪坚称不存在给予运动员或者其他任何人特别待遇的情况。
第二个五人委员会再度得出三比二的表决结果以后，指控者又一次提起了上述。
她请求进行第三次聆讯，还申请了禁止接触令，但都遭到了拒绝，且没有得到任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