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大概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如此频繁！瞧，法国尼斯惨案没多久，德国就发生了慕尼黑袭击、安巴赫的爆炸，日本今天凌晨又传来了砍刀杀人，19人死亡。媒体朋友们已经害怕周末到来了，不知道哪里又会冒出一条突发消息，枪击了。各种天灾人祸和安全事故，如洪水、客车倾覆或者着火也间杂着冲击惊弓之鸟，连难得一见的老虎袭人也会上头条，引发人们对冒险还是犯险的讨论。虽然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恐怖袭击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或者下一次公共场所的袭击是不是恐怖主义，但是很早就可以确定的，这些袭击正是世界风险社会来临的标志。
作为普通人，面对这些愈来愈近的袭击风险，恐怕很难再用小概率事件来自我安慰，也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反恐力量可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阻止袭击的发生。相比过去的恐怖组织，这些独狼模式的恐袭都是独自行动，大多缺乏组织联络，他们的犯罪倾向或者恐怖主义倾向往往难以被发现，在全球化时代却很容易实施袭击行动，还可以相互学习，甚至只是为了吸引世界看客的眼球而相互竞争。只要采取爆炸、射击，或者原始的刀砍，都能造成多人伤亡。那么，普通人一旦身临现场，怎么办？
相信，这几天压过军中大老虎的新闻，是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那两头老虎和两位虎口下的妇女。她们身处险境而不知，轻率地以身犯险，听到高音喇叭提醒仍呆若木鸡毫无反应和规避，最终在几秒钟内先后遭遇老虎扑击。相比欧洲、北美、阿富汗和伊拉克隔三岔五的恐怖袭击，这样的老虎袭击画面似乎更直观，更能反映中国公众普遍缺乏遇袭所必需的安全素质，纵有汽车防护和社会规则，在突发的暴力面前，迅速沦为“两脚羊”一般的牺牲品。
自救才是出路
类似的事情其实生活中比比皆是。2012年北京7·21大雨中命丧广渠路的那位年轻男性白领，丁志健，也是缺乏安全素质的一例，他犯下了一连串错误，少犯其中一个错误都可能避免悲剧。最致命的错误，是他和周围人只等待救援。那天晚上遇险，19：40报警，22：30才被救出，将近3个小时的救援等待，丁志健却没有采取任何自救的行动，坐以待毙。即使在遍布医护、安保的寻常马拉松赛道上，跑者心脏病突发，等待可能近在200米之外的救援，却时隔许久终于断送卿卿性命的事情，更是见怪不怪。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每天饼干上车、面粉下车挤地铁的上班族们，是难以指望心力交瘁、倒在地铁车厢或者站台上之后，站台上能随时找到AED（除颤仪），只能如金波一般等来朋友们的兔死狐悲。（编者注：金波，天涯社区副主编。2016年6月29日晚，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站台上突然晕倒，随后失去意识，不幸去世。）
而那些往日被人嘲笑的生存狂们，或许在恐怖主义泛滥、世界风险社会的今天，终于找到了春天。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可见度并不高，不认真区分的话，很容易把他们和户外运动爱好者或军迷相混淆，尽管多数生存狂们都热爱户外运动或者一两项其他体育活动。他们通常熟悉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当地人如何渡过难关的经验，也熟悉贝爷的“城市生存”系列，是美剧丧尸片的爱好者。他们更以“丧尸”世界为假象，会在家中准备至少一个月的饮水、口粮，备好今天大多数人们都抛弃的短波收音机甚至电台，也会偶尔到野外穿越，有着老鸟级的户外生存常识和装备。
日常生活中，城市就是他们的丛林。他们的日常穿着已经有别于一般的办公室白领或码农，通常是户外靴或者战斗靴，保护脚踝，随时蹚水，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双脚，也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踹碎玻璃，不被人群踩踏，免受轮胎或者石头撞击，以最快速度启动逃离等等；同样穿牛仔裤，却暗含玄机，布料含杜邦的Cordura纤维，这是耐磨的背包用料，甚至有凯夫拉的防火布衬里，凯夫拉是军用防弹衣和头盔的材料，在这里却变成赛车手穿的外观和普通牛仔裤差不多的保护层；他们的上衣可能比较普通了，一件军迷式的511夹克或者休闲款的户外冲锋衣，却可能一年四季都穿着，就像欧洲人总是一年四季穿着、带着一件皮衣，不会因为夏天的夜里遇到突冷而狼狈，也不会被一场暴雨而淋湿，更能胜任空调温度过低的写字楼环境。
当然，生存狂们最容易被辨认的，也是最有技术含量、面对恐怖袭击可能保命的，是他们的随身包。生存狂们假设城市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面临意外，自然就不能空手而行，他们总是背着一个登山的双肩小包或者军用攻击包，或者夹有防盗钢丝网的挎包，里面虽然没有冰斧、登山绳，但是除了电脑、IPAD和手机，还会常备有破窗头的手电、哨子或者任何必要的城市应急用品。例如我自己，就保留着学生时代的习惯，背包里无所不有，甚至一段时间里背包有三根合金框架，不仅为了负重，还可以在遇到袭击时作为盾牌和自卫工具。像上周德国火车上发生的砍人案，以笔者区区身手和背包，足以在第一时间用背包格挡，自保无虞。
一个生存狂的随身包
除此，在恐怖主义时代，生存狂还能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摆在美国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德国人等所有正在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公众面前的问题。是行使自卫权、要求普遍持枪权，还是沿着生存狂的思路另辟蹊径？
《大西洋月刊》去年11月登出一篇文章，《用绷带与恐怖主义战斗》，指出了一个更为实用的反恐选择，而且更适合普通公民的自保和自救。在传统战场上，大多数阵亡都是因为站场救护不力造成的，朝鲜战争中首次直升机在后勤中的大规模应用才大大降低了美军士兵的死亡率，而战场另一边的中国军队被迫忍受战场救护不足而产生的巨大损失。即便如此，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死亡仍有四分之一属于“有生存机会的”(potentially survivable)，而失血过多、抢救不及是断送他们生机的主因。在战场上，这一延误主要受到敌方火力、转送耽误等因素影响，毕竟在火力下的及时抢救，对任何交战中的分队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后送则需要占用至少4名士兵的战斗力，剩下才是车辆、直升机和野战医院的问题。
在目前最常见的城市恐袭和意外事件中，也类似。即使巴黎、尼斯等有着可能世界上最迅速的应急反应和救护，失血和气胸仍然是造成伤者死亡的一个主因。这意味着，公民及时进行现场救助，特别是使用止血带、绷带对伤者进行包扎，防止失血过多和气胸，可能是降低恐怖袭击死亡率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和平时公民们学习如何心脏复苏，对心梗和窒息病人进行人工呼吸，有着相同或者更高的价值。不仅生存狂们可以常备绷带、止血带、纱布，普通公民也有必要学习包扎技巧，如同大战时期的民防训练一般。
当然，及时救治、防止失血死亡，只是公民守望相助、与恐怖主义共存的手段之一，肯定不是唯一的。何况，恐怖主义袭击与反社会式的射击，与通常穿着防弹衣的战伤不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头部和胸部的致命伤。例如那位18岁伊朗裔德国青年在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对几位科索沃人和土耳其人的枪击，稍早在奥兰多对同性恋酒吧的枪击也如此，如行刑一般。必须承认，这类凶手给公民救助包扎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若遇到爆炸案或刀砍，这两类恐怖袭击方式在枪支严格管制、公共救护不足的亚洲国家更常见，公民的及时包扎救助便显得无比重要了。
说到这里，一些批评的声音估计已经起来了。有的人会根据一些所谓安全专家的建议（这类曾经干过特种兵，现在转行做安保的专家们也都开公号了），试图参加一些反恐的安全训练课程，学习如何发现可疑者，如何在遇袭时格斗、闪避等战术动作。说实话，各种身体锻炼，包括长跑或者拳击、跆拳道、格斗甚至射击都是有益的，绝对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意志力、现场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很多技巧也是实用的，例如，除了专业人员的一招制敌、空手夺白刃，普通人遇到刀砍时可以用背包格挡，也可以马上脱下上衣扑挡、牵制，甚至缠住袭击者的刀或手腕，而不是引颈就戮、束手待毙。但是，公民非专业反恐人士，恐怖袭击的突然性防不胜防，指望公民的徒手自卫是不现实的。提早发现嫌疑者更不现实，只会助长普通人对一些特定民族、宗教甚至阶级的怀疑和歧视，这在恐袭频发的欧洲尚难避免。例如慕尼黑枪击案发后人心惶惶，有当地记者目睹了戴头巾穆斯林妇女暗自哭泣。对普通人来说，能够牢记一些基本安全原则，如避免去人多的地方、不立危墙之下、提高安全警惕等，已属不易。
另外一种声音与此相关，公民是否应持枪自卫，以武装自卫的方式反恐，包括组建守望协会等。在承认持枪权但也实行控枪的美国，确实是一个争论正酣的议题。正方往往援引一个所谓统计，1950年以来欧洲发生的大规模枪击都发生在禁枪地区。根据截获的基地组织文件，恐怖分子在选择美国目标时也注意挑选那些控枪较严的州，他们也担心中西部的牛仔们随时拔枪还击。以色列在长期的反恐实践中也发现，公民持枪率提高到现在的12%后，包括下班和休假的警察、士兵和预备役的经常性持枪，境内的恐怖主义袭击大大减少。由此，2015年一位欧洲著名拉比（犹太教神父）呼吁，要求允许欧洲的犹太人日常携枪自卫。反方的意见针锋相对，指出美国境内流通着近3亿支枪，但只有不到1%的非致命刑事案件中出现了公民开枪自卫。而平常家中的备枪，只是更方便了自杀而不是自卫，例如2015年发生了2000起枪支走火，造成大约600人死亡，远超入户自卫时的80起死亡。甚至，罗斯曼博士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各州枪支拥有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与女性有关的用枪谋杀就上升10.2%，而且其中88%的凶手都是受害人认识的”，枪支泛滥对公民社会自身的伤害远超恐怖主义的伤害。
这些问题在中国自然几乎没有意义。尽管如此，从生存狂的角度来看，从恐袭发生的突然性，在机场、车站、酒吧、公共车辆等易发地，同时也是严格限制公民持枪、安保较严的场所，公民持枪几乎没有自卫意义。在这些地方采取经常性的驻警（军）巡逻几乎是唯一有效的反恐手段。对爆炸类型的袭击，公民持枪也几无作用。唯一有效的适用情景就是对付随机性的射击和刀砍，但对公民的射击能力和自卫法律要求实在太高。而学会救人和自救，然后加强了社会的合作和认同，不是恰好让恐怖主义引发社会恐慌的政治企图破产了吗？让我们都来学做生存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