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新飞扬留学
本月初，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曼哈顿东村地铁L线第一大道站卧轨身亡，年仅18岁。
据悉，该名学生在纽约大学就读一年级。这是纽大今年发生的第二起中国留学生自杀事件。
在此之前，今年5月，一名医学系放射科的中国女生安德里亚·刘在宿舍自缢身亡，年仅26岁。
这早已不是留学生自杀案例首次登上新闻了。事实上，近年来，出国求学人口数量日趋攀升，年纪日趋低龄，留学生的心理问题却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本月中旬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上吊自杀
去年年底，康奈尔大学材料工程专业四年级学生田苗秀在考试周期间被发现于公寓内死亡，年仅21岁。田苗秀在离世前曾发电邮给同学，对无法完成期末项目表示抱歉。
去年10月，在美国犹他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的唐晓琳自金门大桥跃下身亡。自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的唐晓琳，课题是难度极高的RNA病毒方向。失联前，她曾透露过自己压力巨大，有投河的念头。
去年2月，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刘薇薇在宿舍自杀身亡，年仅20岁。曾就读于佛山第一高中的薇薇喜欢弹琴和唱歌，是名和关雎尔一样的乖乖女；就在去世前，还通过视频恭祝爷爷奶奶 “元宵节快乐”。
再往前数。
2016年11月，多伦多大学生物医学毒理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杨志辉，在距离毕业仅剩4个月时自杀身亡。杨志辉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GPA高达3.96，曾获得7项奖学金和表彰。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MBA班陆姓中国留学生疑因课业压力，在寒冬中跳入结冰的密西根湖，年仅28岁，遗下的书桌前还贴着“坚持奋斗、决不放弃”的标语。
纵然是少数现象，这份名校留学生自杀不完全名单仍然令人心底生寒。
对此，纽约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表示，华裔父母对孩子期望值高，学生普遍感到压力比较大，再加上文化差异、环境不适，会产生消极情绪，若没有及时排解，很可能造成心理疾病。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计，2016年，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达50万。其中，33万留学生流入美国。然而，在孩子们苦读托福、SAT 、GRE，家长们花费重金的同时，大家对于心理建设的关注度极为不足。
在谷歌中搜索“留学生自杀”，跳出的是一篇又一篇让人心惊的报道，每一桩悲剧的背后都有一位身处绝望而不为人知的年轻人。
留学风光背后的艰辛
没有经历过的人不懂
这样的，死了就死了。可惜了他的父母，白养活了。
自杀这种人就是自私，对父母太不负责任。
进了名校还自杀，叫学渣情何以堪。
这是在多伦多大学田同学过世的新闻下，新浪网上贴出的评论。刺耳的“loser”声指责下，没有人关心当事人经历了什么。
近年来，留学群体一直被媒体黑化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富二代、官二代。留学生出事后，国内网民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同情，而是怀疑和嘲讽。
事实上，大部分留学生不过出身小康家庭，在昂贵的费用支出和巨大的课业压力背后，留学群体背后的艰辛，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
据耶鲁大学研究人员2013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耶鲁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45%的人有抑郁症状，29%的人有焦虑症状，远高于美国大学生整体抑郁症和焦虑症比例的13%。另一些包括澳洲和英国学校在内的高校调查也收到了类似的反馈。
田同学过世后，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会副主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同学中有一半的人都感到抑郁孤单。
大多数同学在大学一年级都会出现心理问题，有些人能够在适应环境后渐渐好转，有些人则直到三、四年级都还存在障碍。
成绩好的学生更易焦虑及抑郁，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很高，给予自己很大压力。此外，来自家长的期待和供给也是另一项不可承受之重。
遇到事情我不会跟父母说，说了他们也不懂。
爸妈说别人都有奖学金，或者打工挣学费，但我读的专业根本不提供奖学金，功课能跟上已是不易，更不可能有时间打工。
我刚想和我妈说：‘如果我一事无成，灰溜溜地跑回国，怎么办。’她就发来微信：‘宝贝你真棒，街坊邻居都羡慕我培养出读藤校的孩子。’
每次视频，父母说的都是‘好好学习，不要想家，你是我们的骄傲’之类的话，我实在没法跟他们倾诉实情。
由于代际沟壑和环境隔阂，留学生极少向家中吐露自己的难处，家长们也觉察不到孩子的心理问题。
刘薇薇自杀前3天，曾和家中视频3小时，其母并没有发觉任何反常迹象。疑似陷入感情纠葛的她没有告诉母亲的是，自己早就去意已决，以至于“定了一个这么长的时间”以确保自己不会被抢救回来。
唐晓琳失联前不久，曾与父亲有过一次4分钟的通话，极少主动要钱的女儿请求汇来1万美元。唐晓琳没有告诉父亲的是，她正处于重度抑郁，读博读到第7个年头，人已经是临近崩溃。
多少个夜晚辗转难眠，却不知能打电话给谁。
在人事交往中仓皇茫然，年纪渐长却没有时间投入个人生活，经济和精力投入巨大，日渐捉襟见肘，既难以向思维不在同一维度的父母诉苦，手头还有日复一日的功课步步紧逼，以至于日渐压抑、沉默寡言，由此恶性循环，直到抑郁爆发。
而这些学生的家长、亲友对此往往毫不知情，仍然沉浸在“我家孩子很优秀，我家孩子很出息，我家孩子读名校”的夸耀中。
那句说不出口的“我需要帮助”
由于文化冲击、语言障碍、学习挑战、社交困难等问题，出现失眠、焦虑、恐惧、绝望等症状的留学生不在少数。
去年年底，《纽约时报》刊登文章《那些在美国大学里痛苦挣扎的中国留学生》。
作者高雨莘自述自己在哈佛博士班就读的最后一年时，抑郁症突然来袭。
尽管来美已经8年，在学校感受到的孤立无援、第二语言阅读的沉重负荷、与国内亲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冰冻三尺的问题一朝爆发，令高雨莘陷入崩溃的边缘。
留学生的压力源头可归纳为3个方面。
01
学业压力
从“以结果为导向”的填鸭式教育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学生，很快会意识到“以申辩为导向”的放羊式教育只有更难。
美国大学的课程每周quiz、exam、presentation不断，更时时组织team work，逼迫着学生一口气不能松地血战无数个日日夜夜。
犹记十几年前出国读书的我通宵做功课，边打字边哭。上课听不懂，心脏怦怦跳，跑到厕所把早饭都吐了，老师和同学却不会因为你是外国学生而格外开恩。
我曾经因为请求考试时间延时半个小时而被教授以“所有学生一视同仁”而拒绝，也曾因为搞错了任务被同组同学斥责“不懂为什么不问”，问题是，彼时的我一头懵懂，根本不知从何问起。
比起北美的学生，中国留学生从小没有受过大量阅读和学术写作的训练。我在学委会做秘书期间，每年都会接待大量因“学术不端”而受到处罚的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
尤其是高中毕业出国留学的孩子，往往因为不熟悉论文规范、作业规则，而踏入“剽窃”、“作弊”的雷区，轻则记过处分，重则被判退学，令物伤其类的我十分遗憾。
网络上散播着“留学党旅游、开趴、代购”的流言，真相是，在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中挣扎求生并不容易。
这些困难亦无法向千里之外的家人倾诉，一来不知道从何说起，二来也没人帮得上忙。
▲美国大学期末考试周期间，图书馆内通宵达旦复习的学生
02
语言压力
《纽约时报》的发文中提到，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问题，中国留学生很难与导师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
很多留学生表示自己难以取得导师的信任。有些人担心，语言障碍可能会令导师怀疑他们的智力；还有些人承认自己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着沟通中的失误，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谈话，或给导师发了一封措辞不当的邮件。
就像“蓝白红三部曲”中的《白》里面写的，当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很容易失去某种控制力，再聪明的人也会突然显得愚笨迟钝。对此，曾经身为留学生的我，也深有体会。
与同文同种的人聊天，你能迅速判断出他的背景喜好。但在国外，这种洞察力不复存在。你搞不懂对方的潜台词，也不知如何讨好他们，更会犯下各种低级错误，这着实令人挫败。
工作多年后，我又遇到大学同学，聊了一会儿后她惊讶地说：“原来你很健谈而且幽默嘛，为什么上学时你总是不发言，我们都在背后议论你很古怪。”
天知道我一直都是我，只是以前的交流总像隔靴搔痒、力不从心——英文能力有限，文化差异，遇到问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向谁求助。
尽管许多文献都建议大家接受学校提供的专业辅导，但事实并不如人意。在有“自杀大学”盛名的滑铁卢大学，心理咨询的排队等待期长达6个月，而耶鲁大学中真正接受过咨询服务的学生只有4%。
更糟糕的是，在语言障碍的困扰下，人也因此变得萎靡不振、浑浑噩噩、愈发封闭，干脆弃疗，为抑郁症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03
经济压力
虽然媒体一直热炒留学富二代，但事实上，大多数留学生还是出生于普通家庭，住不起学校宿舍，为了便宜几十刀的租金一次次搬家；吃不起顿顿餐馆，学习到半夜回家还要自己做饭。
一年数万美元的开销不是小数，半途而废的代价几乎不可想象。更别说有些家庭倾尽积蓄，甚至卖掉房子送孩子出国读书。
在得知全家的财力都集在自己身上时，但凡有良知的孩子都无法无动于衷。求学成了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之战。
与高昂的留学费用形成对比的是，根据智库2017年发布的报告，超8成的海归月薪低于1500美元。这个数字，仅略高于国内高校毕业生。
《澎湃新闻》在采访一名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时，对方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绪。
她说：“我一直在想，自己学业成绩是否配得上工薪阶层父母付出的金钱，我以后能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这种压力让她比高考时更加焦虑，却又无以诉说。
上周，我接待了一个欲送读中学的儿子出国念书的朋友。听闻朋友对孩子的一通夸耀后，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第一，我不建议将三观尚未成型的孩子送离父母；
第二，你必须降低自我预期，必要时坦诚接受止损；
第三，绝对不要在人前炫耀，这会让孩子和你离心。”
许多留学生都跟我谈起过自己强烈的焦虑、失落，与不安。在此，我想跟家长们再次强调：
“与其告诉孩子‘我为你骄傲’，不如问问孩子‘你开不开心’，与其每次通话时大打鸡血，不如多听听孩子想说什么。”
出门在外，求学不易，不要让父母过高的期望和投入，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